从初中起我们就知道一个令人骄傲的事实：中国用了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前两天才在《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上看到了另一个版本：中国用占世界40%的农民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同样的事实，但相信后一组数字很少有人知道，因为有人不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事都被瞒着？从数字对比中不难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有多艰巨。占世界40%的农民大约占中国人口的1/3 ，我几年前就是其中的一员。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千年问题，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的大事很少没有农民的参与就能成功的，在时代巨变的紧要关头，往往是农民冲在最前面。无论是在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始终都有农民的身影。60年前的那个改朝换代是农民战争的产物，只不过是借用了马克思的理论包装了一下。31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兴起的，而20年前的那件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则是缺少农民的参与。一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农民调查》为县乡政府的腐败和沉重的农民负担找了一个重要原因，即地方财政收支的脱节。财政分级后，本该中央财政支付的乡村义务教育费用、民兵训练费用等都要地方财政支付，导致地方不堪重负。一方面农村教师的工资发放紧张，另一方面农民要交很多的税费，劳民伤财。维持日常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支出尚且困难，更别说农田水利工程，导致很多三四十年前修的水利工程荒废掉。这肯定是上级政府应有 而未尽的责任。这样一来农民减负问题永远治标不治本。上级也乐于下来抓贪官得民心。好事尽让大官捡了，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有现象。上级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下级却要解决更多棘手的具体问题，比如和刁民打交道等。如果明白了这点，就知道农民们的上访是多么可悲。本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上面，结果下级却成了替罪羊，这是中国政治的特色。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贪官永远也反不完。

令人不解的是，每当中国漂亮的宏观经济数字公布时，人们更多的是归功于领导与政策，很少有人想起农民。如果一个国家有30年在开放的环境下，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市场很大，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环境污染基本没人关心，自身的经济结构比较完整，这样的国家经济不增长才是世界奇迹。

回顾前30年的历史，在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巨大剪刀差为建立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积累了原始资本，这其中有太多的血泪史，大饥荒基本上是在农村中，因为即使农民没饭吃也要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在这30年中，中国积累起的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日后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资源，以至于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的假设在中国基本失效。

改革开放一下打开了消费的闸门，在外资和技术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除了少数年份之外，又一次成为了几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沦为现代化的边缘。经济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政治上又遭遇新的歧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人大代表中，农村选民的实际‘票值’相当于城市选民的1/4 。有人会解释，这是因为农村比城市人口多很多，这样才能保持“平衡”。----难道农民就不是人吗？我尝试着用冷静的语言来写完这篇文章，发现真的很难。

九亿多农民成了我们的最大特色，每当有人呼唤加快改革步伐时，总有人以“中国人口太多”为理由或者借口，于是就有了很多诸如“逐步实现”、“基本达到”等中国特色词汇。比如，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不用“基本”已经无法说话）、基本达到小康等，每当人们疑问自己生活改善太慢，跟不上GDP增速时就会有人拿人口说事。我想说的是，大量人口不可否认是一个因素，但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当为GDP赶英超美而欢呼的时候，怎么很少有人提起我们的大量劳动力，特别是朴实的农民。对人口问题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大国空巢》。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那么多任劳任怨的农民，这次的金融海啸不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要大多少倍。当几千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如果不是家乡农村的那一亩三分地，这样大规模的失业在任何国家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候我们想起农村了吗？毕竟，我们统计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我们控制的也是“城镇登记失业率”。

说句题外话，前一阵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问题因为受到茅于轼的质疑而闹得纷纷扬扬，双方争执不下，支持的有郭凯的质疑耕地面积统计，还有凤凰网的一篇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
我想，耕地粮食安全肯定是要保证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仅靠拍脑袋，这个政策很可能流于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