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创造了企业成长的奇迹，形成了以联想、海尔和TCL为代表的一批大企业。2004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无论是其收购的速度还是规模都一度被认为是巨大的成功。在2004年的中国企业并购热潮中，TCL和汤姆逊合资组成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企业，海尔也曾试图收购美泰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几点生产企业。中国企业成长这么快，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然后，联想08年第四季度净亏损2.64亿美元，TCL这两年也近乎销声匿迹，广大中小企业更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冬中瑟瑟发抖，中国企业成长路径面临大逆转。


中国企业成长的逆转和金融危机并无太多因果联系，很大程度上是企业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次逆转在2006年股市房市高涨时就已经露出端倪，然后在2008年集中爆发。2006年股市的高涨，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都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制造业上只能赚取微利，有人做过测算，说制造业的平均利润只有4%。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不甘心于这样盈利，主动选择把钱投入到股市赚取快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企业成长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需要大的转变。


具体说来，中国企业过去三十年的快速成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短缺经济的馈赠。长期以来的短缺环境下，中国市场上不存在卖不出去东西的困难，所以这批企业无论是从海外引进生产线还是直接进口商品，总能赚取很多利润。

二是人口红利。前三十年我国已经有了很多基础设施的积累，虽然人民很穷。农业方面有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很多都是在“农业学大寨”时期形成的。比如，如果现在建设红旗渠，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而这在当时成本极其低。这样在家同联产承包改革时，分田一方面享受了以前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个人利益又和个人利益挂钩，这样中国农业生产实现了较快发展。这时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出来，到城市打工虽然薪酬低，但与中天币起来还是收入颇丰的。同时企业成本极低，不用承担应有的社会保障责任。

三是环境红利，中国长期以来不重视环境保护。

四是科技红利。1984年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联想就是这一年成立的，恰巧戴尔也建立于同年。经过战后三十年左右的技术积累，中国改革开放时刚好赶上了科技爆炸，中国企业可以借助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发展自己。


但是，这些有利因素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这样中国企业问题在2002年左右开始露出端倪，到2006年股市高涨时爆发，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昨天在吴玉章学术讲座上听了郑永年的这场讲座，以下是我整理的笔记：




中国发展模式这两年受到广泛关注（“模式”一词在这可以等同为“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可能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而西方则更关注的则是中国崛起对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等。一般认为中国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从那时起，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没必要把国外的“中国威胁论”论调看得过于严重，当然也有一些人处于争取军费等动机宣扬“中国威胁论”，把将中国威胁的都定为反华势力确实有点过于紧张。这种反应其实是外国对中国这个利益相关者自身不确定性的关切。

一、政治模式

要理解中国模式，首先要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如果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在政治模式中，首要的是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阻碍了经济改革，而一谈到政治改革，人们又往往会首先联想到民主化。其实政治改革的范畴要远远大于民主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要比单纯民主化更加重要。民主化只集中而非唯一目标。如果相应的国家制度尚未建立，过早民主化会有很多负面后果，民主也会走形。中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比较成功，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渐进性的改革，为出现问题后的及时调整留下了空间和时间，避免了苏东国家改革中的大起大落，改革比较持续。

2.阶段性的改革。前20年的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主，主要涉及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进入21世纪后，以十六大和谐社会为标志，中国逐渐转向社会改革，涉及基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改革等问题。

3.经济发展需要产权保护。西方传统的产权保护以法律为主，而中国则由于相应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很多产权保护都是以行政手段进行的，（虽然可能效率比较高，但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还可能失之于公平）。

4.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经济活动意义要在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不发展就没有社会正义。

5.民主化要求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民主制度是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化并不能自动建立相应的国家制度。以欧洲主要国家为例，现有国家制度大部分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确立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确立后建立的基本国家制度不多。

谈到民主就不能不提到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反对普世价值一方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只不过工业化、城市化先在西方出现，但决不能说工业化就是西化。民主也是相同的道理，不能因为民主制度最早出现在西方，就说民主化是西化。中国必然会实现民主化，只不过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就像今天西方民主之于古希腊罗马民主一样。


二、经济模式：


混合所有制。这次经济危机就像对经济制度的一场考试，西方国家在危机中普遍倾向于国有化，可能混合所有制是比较好的经济制度。回顾西方20世纪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徘徊。大萧条之后，各国把凯恩斯主义奉为金科玉律，到石油危机后，过度国有化导致的效率低下活力不够等问题显现出来，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新自由主义盛行，自由市场又被奉行，直到这次的金融危机，经济国有化又称为时髦做法。相对于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中国在不断的国退民进中，经济显得比较平稳，混合所有制的优势显现出来。但新自由主义学说传到中国后有点错位，政府缺乏制约(在民主国家，政府为了顾及选票，无法推行教育、医疗市场化),一些领域如国有垄断部门自由竞争不够，相反一些社会公共部门如医疗、教育则市场化过度。目前中国经济所有制中的主要问题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虽然政府鼓励发展私营企业，但很多市场却对私营企业关闭，政府垄断资源，私营企业无法和国有企业展开公平竞争。


外部出口与内部需求。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被视为“东亚模式”，单就国内的出口企业，可以对比一下长三角和珠三角。珠三角地区发展较早，主要是外资和港台资本，政府在资本审核上也过于放松，只要是来投资就准许，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利润微薄，单纯为出口而生产，劳资关系也比较紧张，一旦土地或劳动力价格上升或者外部需求减少，所受冲击尤为巨大，这次受伤程度也远甚于长三角。事实上，随着土地资源相对不足和劳动力价格上升，珠三角已经面临发展后劲不足的局面，广东尤其需要学习科学发展观。长三角的资本则主要来自于国内，特别是当地资本，具有后发优势，所以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同时由于长三角注意珠三角经验，严格了对技术含量的控制，产业链也相对高一些。浙江以民族资本为主，先占领国内市场后出口，不像珠三角那样为了出口而出口。现在提倡产业链升级，很多人对此有误解。不是说把简单加工衣服变成加工电子就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一定要结合实际循序渐进。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国家，政治上要求统一，但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有所不同，允许自己探索。


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应该经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阶段，目前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重点是社会改革。中国亟需全面推进社会改革。首先，社会改革要消化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防止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其次，社会改革借助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启动内需，为中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社会改革也是为民主改革作最后的准备。换言之，如果社会改革进行的太慢，中国有可能会出现政治激进化倾向，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渐进的变化才是真变化，激进的革命是假变化，结果不过是从头再来一遍，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印证了这一点。


客观地讲，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三项改革难度迅速增加。经济改革充其量只是释放出了人们内心的物质欲望；而社会改革要建立种种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进一步改革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首要的是要各方出钱建立基金，这还只是经济利益的退让，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钱和事要对应起来，中央财政收入多，理应担负更多社会改革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分权于社会倒是个很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防止地方成为土皇帝，另一方面社会职责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央权力的巩固。

如果进行到政治改革，则是放权的问题，权力是很多既得利益者极不情愿放弃的，其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条河很宽，我们可能才刚刚出发，在很长时间内还要摸这石头过河，过河的过程也是不断犯错和改错的过程。


一语成谶的观点：这篇演讲最大的亮点在于对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三阶段的认识。仔细想想，今天中国更需要的是现代国家社会制度而简单非民主制度。但后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悖论，人们今天呼吁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因在于某些人已经阻碍了社会改革，毕竟社会改革是要出钱的，是要有所牺牲的。那么，在没有民主制的保障和约束，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能顺利建立起来吗？

就像一部小说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死结。



刚才班长还和我们打招呼，这两天不要参加结社游行，不要转发敏感短信，不要去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GFW也空前紧缩，许多国外网站撞墙国内很多,国内网站也纷纷“维修”，成为一大奇观。 有人开玩笑说，本来都快忘记这事了，结果政府每年都会提醒我们记住。我身边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才发现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至少很多网站都在集体“维修”。此地无银三百两，大概就是这样吧。


2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就要出生了，一切纯属巧合。我想，20年前的那一代大学生大部分应该是出生在1969年前后吧，20年一代人，每一代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点。上 次牛文文演讲时对于我们80后有一个评价：这是正常的一代。想想，我们出生在一个躁动的年份，成长在躁动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中，享受着20年前那代人留 给我们的稳定社会环境和由此快速增长的物质生产。我们自由个性张扬，该上学时就上学，该谈恋爱时自由恋爱，社会环境稳定，风雨中有家人护着。有人说，我们 上小学时上大学不花钱，上大学时上小学不花钱，这反映了改革的进程。但另一方面，社会风气中弥漫着铜的味道,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愈演愈烈，我们也会提到 这些问题，大多数时候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厌恶腐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腐败，因为大家都是自私的。我们仍会积极入党，但动机不纯。我们更加关 心自己的前途，对于国家前途的或者回避顺其自然或者有思考但不够理性。这就是1989后的一代，正常的一代。


1969年前后的那一代童年 在文革中度过，然后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这十年非常重要，前30年紧张严肃的环境一下子变得宽松起来，人们呼吸到了新鲜自由的空气，生活水平相对以前 也大幅改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书籍受到空前追捧，出现谈必海德格尔、佛洛伊德、尼采的盛况，人们好像又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现在已被拆除的北大三角地、西单 民主墙等地空前活跃。与此同时，改革中的一些副作用如官倒、腐败等现象也愈演愈烈。社会主义怎么会有腐败等负面现象呢？ 民主自由科学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没实现？ 于是他们坐不住了。


社会上对所谓80后的看法有时很矛盾，我们一方面很自私，很“不成器”， 难当重任，而从地震等事件等事件上好像又看到了希望--还有救。这种看法很片面，80后自私或者志愿者都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裂的，盲人摸象不可取。就像 钱理群演讲时说过的那样，其实每代人都会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当初60后、70后也被长在红旗下的那代人鄙视过，往前推，鲁迅等人也担心过当时的 青年，但中国毕竟没有亡。每一代都会自动肩负起社会责任，这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必杞人忧天。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是最 接近人的本性的一代。在我看来，人都是自私的，但自私并不意味着无情和残酷。“自私”在这里可以等价为经济学中讲的“经济人”的假设。在市场中，每个人都 是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奋斗，资源在理论上也得到了最优配置。就像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中认为的那样，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但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防止别人侵害 自己利益，人们会达成社会契约，国家等组织就是契约的产物。我们能够言行一致地最求自己的利益，总比口是心非或被蒙蔽好。说80后自私，那么现在社会上最 有钱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应该算是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但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却被认为是自私的。这种言行不一古已有之，说明了人与人缺 少基本的信任，在这种环境下，民主也不可能实现。



话说回来，无论政府为镇压编出如何正当的理由，今天如此紧张的政府和可笑的GFW就足以粉碎一切谎言。毕竟，这个社会是要有人推动的。


但是说实话，就像Tank man中的那样，大部分当代大学生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20年前的那事，刚才还有位女生问我“什么政治事件啊？”尽管网络封锁很严重，但只要愿意了解，最后总会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博客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很明显的是，写博客的和不写博客同学的思维真的很不一样。我并不是说不写博客就不好，只是我写博客、看博客真的收获很大。即使不写，经常看看一些优秀博客总是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