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这是一个敏感词，恕我不敬，以下简称“赵”，有点神秘感…）的这本书终于赶在1989年后的第二十个June 4th前发表，成为一大热点。没看过这本书的可以在Google搜“改革历程”，但愿这个还没有被墙。用twitter的朋友估计已经从twitter上下了电子书。这里说说我读之后的感受。

按照和菜头的说法，中国的中老年男子里，有99%的人都是天生的政治迷，他们中的99%又都是天生的业余爱好者，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市场肯定很大。作为一个思想不安分的大学生，看这种禁书总有种很强的快感。

首先令我诧异的是这本书是杜导正作的序“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以前只知杜导正是《炎黄春秋》的总编，这本杂志我挺喜欢的，经常在网上看。据传杜曾因为在杂志上发过纪念赵的文章而触怒了某位已退休的高人，辞去了总编一职。（当然这仅仅是传说，真假不得而知了。）有杜老的序，还有鲍彤的导言，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信的。


一 学潮问题

编者把读者最关心的八九年那件事放在第一部分，很会迎合市场。对这件事，赵认为造成悲剧的源头在于“四二六社论”，这个社论直接激化矛盾，游行人数第二天剧增。此后赵一直在为这个社论松口，但没有得到邓小平的坚决支持加上李鹏等人的阻挠，事态终于不可收拾，给了强硬派以镇压口实。中国人一向看重名，名不正言不顺，“动乱”这顶帽子确实是一把利刃，人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动乱"的行动却被别人认为是动乱的升级，这时最大的悲剧。这让我想起了描写光州事件的电影《华丽的假期》中动乱的最后一幕，姜民宇本来已经准备放弃抵抗，结果却因为被政府军斥为叛国者而毅然反抗，两者道理相同。不管怎么说，学潮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政府的不合作态度确实应当负责任。

赵的分析有其道理，但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没有那篇社论，那次学潮真的就能和平结束吗？或者进一步地，如果能和平结束，学生们的目标能否达到？我不知道，最可能的结果是虎头蛇尾尴尬结束，也许在政府做点姿态，学生们能够体面结束示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哪种方式结束示威，不管是否流血，学生们的要求注定难以实现。但这并不是说这场运动没有意义，也许她的最大价值在于，就像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或五四运动一样，唤醒民众的麻木。这场运动会想历次学生运动一样，载入史册。


二 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既然那场学潮注定不会达到目的，那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赵在富强胡同六号被软禁了十六年，对这个问题有他的思考。他在当总书记时，已经制定了政治改革的时间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也引起了知识界的失望。他卸任后的改革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如果说以前在位时还是在那个原来的圈子中徘徊，软禁则给了他跳出这个圈子思考问题的机会。一辈子的政治经验加上长期思考，软禁之前他的想法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变，但要转变执政方式之后则变为了“这种制度（指议会民主制）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一种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全流于形式，实际上是个人的统治。

书中多次提到了邓对议会民主制的看法，邓认为议会民主制的主要弊端在于效率低下，反复强调中国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现在的官方论调也是这样。那么人类的政治道路究竟是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议会民主或三权分立是不是“普世价值”？显然赵认为是的，但其他人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分歧主要在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上，是否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考虑。

中国究竟怎样走政治之改革路线，我觉得书中的建议都是十分可行的。是否保留党的执政地位要有人民到时决定，但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社会稳定确实很重要。我个人赞同郑永年的观点，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社会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只是政治改革可能会阻碍社会和经济改革，这是问题的焦点。我们现在可以逐步做很多事情，社会保障、新闻监督、教育改革等改革如果处理的得当，就已经是人民的幸事了。认真做好国计民生，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异己分子。至于政治改革，那时长期的事，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用这个借口阻碍社会和经济改革。凯恩斯说过，在长期中，我们已死。


三 高层权力斗争

这可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问题。我看到有人抱怨这本书没有透露出什么内容，我想说能有什么内容呢？赵自己也说得很明白，他是从地方上来的，消息闭塞，不像胡耀邦长期在共青团工作，人脉广泛。所以想找街谈巷议的刺激内容的可能看了这本书会失望。就像我刚才和一个同学聊天时谈到的，真相也许并不是永远那么刺激，平平淡淡才是真，达官贵人也是要吃喝拉撒睡的凡人。

我以前看过一个观点，说赵因为感到自己在党内地位不稳固，所以1989年站在学生一边其实是在利用学生壮大自己势力。看了书才知道这个观点很早就有了，当然赵在书中予以反驳，说自己在与邓在对学潮处理问题上产生分歧之前，邓都是非常支持他的，不存在什么基础不稳问题。这是一家之言，但要比别人凭空猜测要可靠一些。

我注意到赵在书中一般称呼别人为“××同志”，但有几个例外，由此可已大致判断对别人的亲疏。

1.元老：赵一直很尊敬邓小平，至死不渝，书中对他俩关系写得颇像理想的君臣关系，邓总能支持赵的经济改革措施，当别的元老有阻挠时，邓会利用其威望说服别的元老，书中甚至提及邓支持赵再当两届总书记。前面赵说自己基础很稳，主要根据就是这个。

对二号元老陈云，赵虽认为其经济思想过时守旧，但也能尝试说服陈云，对陈云改革开放前的积极贡献持肯定态度。

对三号元老李先念，赵比较讨厌他，好像从未称其“同志”，觉得他其实李先念也瞧不上赵，多次认为赵学西方东西太多而主张换马。赵对其他元老如彭真都是很尊重的。

对杨尚昆，赵也很尊敬，只是对他的态度反复有所不满。

赵对其他元老如彭真都是很尊重的。

2. 同僚:

与胡耀邦的关系可能和我们平常认识有所不同。胡和赵是邓的左膀右臂，胡耀邦长期主管党内组织、思想理论工作，对经济并不十分在行；赵当总理期间则主管经济，对经济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二者各有分工，八十年代前期形势很好。二人分歧主要在于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赵认为胡有冒进、好大喜功的倾向，有时提出一些不合实际的目标。

对李鹏的态度可以用厌恶来形容(书中没有称李鹏为同志)。在前面对待四二六社论和是否镇压学生问题上意见相左，处处阻挠赵，对赵阳奉阴违。

和李鹏政见相近的姚依林，赵自然也很不满，觉得姚依林表面上“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


四 赵的贡献

现在教科书上凡是有关赵在改革中的创举都含糊其辞。读了书才知道，其实很多理论都是赵提出的。比如十三大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三步走战略等等。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赵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的失误主要在于八十年代后期的价格改革上，由于政策失误，引起了严重通货膨胀，引发了市场抢购风和银行挤兑风，这也是学潮的一个诱因，也是十三大后形势逐渐转坏的转折点。出现抢购挤兑风后，1989年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治理整顿上，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倒赵风”也由此兴起。

代鹏老师是我上大学后遇到的少数几位能让人盼望着上课的老师之一，所以我已经把他这学期讲的“国际金融理论与体系”很多内容整理为博客发在本博客上。今天要说的这本《经济增长的革命》这本书是他上课时无意提到的，说他五六年前在这本书中就预见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当然，预测是没有成本的。但不管怎么说，代老师都是一个传奇。

言归正传。1994年，人们将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的长时间的低失业率、低利率、低通胀率、高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现象定义为“新经济”。这一现象打破了旧有的经济周期理论，违反了菲利普斯曲线（指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反之亦然的规律），从而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作者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九十年代美国新经济的成因，认为美国新经济的奇迹主要得益于里根上台后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九十年代时伴随着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而发展起来的互联网经济只是美国新经济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已，是技术突破后的自然结果，而非新经济的原因。也就是说，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形式本身并不能导致新经济，新经济是里根主义的产物。所以，那种认为只要发展好信息产业就能跨入新经济的想法是错误的。

进一步地，新经济只可能出现在美国，其他国家都不具备新经济发生的内外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新经济只能发生在位于世界经济政治金字塔顶的国度。要明白新经济的条件，得先从八十年代的里根主义乃至此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说起。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经济的增长和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一落千丈。接着，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产油国为了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把油价涨了近两倍，西方国家生产成本急剧上升，通货膨胀泛滥，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面临危机却束手无策，政策在控制通胀和提高就业率保增长之间徘徊，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起作用的前提是大规模失业问题和严重通货膨胀不能同时存在，也就是一般情况下菲利普斯曲线的意思。当时情况下，以沃尔克为首的美联储把重点放在了控制通胀上，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遏制了通胀却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困境。

到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时，他面临的是经济停滞、大规模失业和高达12.4%的物价上涨以及近20%的联邦储备利率。凯恩斯主义调节需求的政策为什么无法解决滞胀问题？作者认为原因在于美国当时的情况和大萧条时的情况已经不同。大萧条的问题在于需求不足而滞胀的症结则在于供给不足。你没有看错，美国也会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事实是，长期以来在凯恩斯学派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实行高税率高福利的政策，很高的税率（当时的最高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超过70%），这实际上有点类似于杀富济贫。在如此沉重的税赋和全面的社会保障下，理性的选择是不投资或少投资而多消费，因为投资所得很大一部分都要被政府拿走，而拼命消费即使破产也有社会保障等保护自己。另一个例子是，从1970-1979年美国政府指定的工商管理规章条例篇幅增加了两倍，当时精华空气和水的环保方面条例就从1970年的2万多项增加到1980年的7万多项，而这些法令实际上的作用很有限，居民生活中填繁杂的报税单成为一大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美元资产或者被消费，或者转移到国外税率低的地方，总之就是不在美国投资，另一方面偷税漏税严重。所以，美国经济当时的问题在于亟需投资生产，亟需资本，也就是进行供给端调控。

里根按照供给学派的意见，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同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增强企业活力，为投资创造条件。比如美国1988年纳税额减少的有7630万人，平均每人减少纳税801美元！另一方面，始于1982年并在拉丁美洲蔓延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也就是“拉美陷阱”）导致发展中国家信用急剧下滑，全球剩余资本向投资环境稳定的美国转移，为美国提供了巨额的低成本资本，这是上帝对美国的特别眷顾，如果没有当时的债务危机，美国即使进行大规模减税也无法后来大规模投资所需资本。

再从全球环境来看，苏联70年代如日中天咄咄逼人的态势为美国扩充军备、扩大政府开支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以“星球大战”为代表的庞大国防计划使众多美国高科技企业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植，这些技术恰恰为90年代美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一枝独秀做了充分准备。

事实证明供给学派是正确的。整个八十年代美国的实际GNP翻了一倍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大规模减税和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带来的是国债规模的扩大和巨额财政赤字，削减社会福利在提高效率同时却扩大了贫富差距。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好转，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到克林顿时期财政甚至出现了盈余，这是里根总统的礼物。人民生活水平肯定也整体提高，但美国贫富差距从那以后却在扩大，至今也没有缓和态势，这是一大遗憾。

写到这，相信大家对前面所说的美国新经济有了更深的认识，新经济只是里根主义在90年代继续的自然后果（后来的布什和克林顿继承了里根的政策），无他。至于新经济出现的条件，看看前面里根政策的环境就知道了，大致总结起来有不断创造的投资机会、外来投资的不断增长，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本国货币的持续坚挺，政府的强力支持，本国出口有较强定价权的复杂产品，坚定的市场信心，技术带来的比较优势，世界范围的资源交换等等。所以，新经济只会在美国出现。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点不喜欢郎咸平，因为感觉他太高调，有炒作之嫌，但平心而论，他在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成就还是蛮令人钦佩的。这本《郎咸平说：热点的背后》保持了郎的特点，言语犀利，通俗易懂，我个人赞同其中大部分观点。现在把其中一些新颖观点写出来，经常看他博客的会发现其实很多都看过。


一 中国经济的新“二元论”与宏观调控

郎咸平在《中国的下一代很悲惨》中就提到过这个观点，即中国经济过冷与过热部门同时存在，单一的紧缩或积极财政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体就零七和零八年的情况来说，与建筑房地产等相关的行业过热，而大部分民营经济的环境恶化呈现过冷状态。根据房地产等部门的过热数据就紧缩银根，导致本来就不好过的民营企业把资本转移到房市股市，结果冷的越冷，热的越热。也就是是说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理论是行不通的。

我感觉这个“二元论”是作者看待中国宏观经济的立足点。


二 房市与股市的泡沫

这本书出版于去年9月，金融危机刚开始集中爆发时。作者首先声明，房地产过热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恰恰是投资经商环境恶化的后果，原理同上。这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不一样，虽然二者都表现为本币升值、经济持续增长，但日元当时利率是下调的，而人民币利率则是上调的。股市的情况同房市，是投资环境恶化加上股民“兽性冲动”的结果。

既然二者都有泡沫，那房市的“拐点论”究竟成立不成立？这篇访谈应该发表于王石“拐点论”不久。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预言总是一件有趣的事。书中没有明确表示有无拐点,但根据他"二元论"的理论,其实不难推出他是不认为有拐点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后来的情况是成交量下降，房价增长有所减缓，略有下降。我个人觉得即使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很糟糕，但房价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很小，顶多是盘桓。

作者的专长是公司治理，所以谈到股市时经常呼吁保护中小股民利益，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股市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这个我很赞同。任淮秀等反应的就是中国股市的症结.


三 大学生就业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他又抛出了"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的论断",认为制造业是一个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制造、批发经营和零售等七个环节，而中国目前大量涉及的只是制造环节，而这个环节又是最不需要大学生的，最需要的其实是技术工人。只有当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时，才会有大量对大学生的需求，就业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这个问题可以从内地大学生不同专业就业情况看出端倪，其中工学就业率最高。香港的情况则是，理工科最难找工作，而商学院最容易就业。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关于中美学生对比的问题。
我们常认为美国学生笨，因为中国学生考试领先于美国学生。其实这是个片面情况。事实是，中国大部分出国的大学生出国后学的是理工科，而理工科在美国往往不是一流学生的选择，美国一流学生最热衷于学商、法、医等专业，特别是商科，一流商学院里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我们的聪明是不是有点类似于“田忌赛马”呢？

如德特马・多林在本书《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他在更大程度上关心的是，揭露那些来自以为有益无害的观念的、隐蔽着的危险。这些观点远为容易赢得大多数，但因此也远为危险。”下面我首先节录了书中的一些精彩句子，这种节录网上有已经有一些，如这篇，还有这篇。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只是在工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后，只是在凡是能找到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并在过去150年中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




没有人比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请注意这个差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道的话，悲剧岂不更悲惨。

作为小学期课程的人类学今天是一节讨论课，从伯克利回来的老师让大家坐一圈，随便问问题或发言。课堂气氛不是很活跃，但还是有一些有趣的问题被提出来。

首先被提出的是关于读书是应当是博还是精的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个人以为最好是博中有精。由这个问题引出了怎样读经典书籍的问题，大家共同反映很多经典其实读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读不出什么味道，老师的建议就是多读几遍，我也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的确，很多经典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越读越有味道，渐入佳境。我就想起了自己读《红楼梦》时的感受，开始硬着头皮看，它的故事情节没有《三国演义》好玩，但读了之后又耐着性子读了一边，这才开始感觉里面的诗词美，一个人能写出这么多优秀而又风格各异的诗词，确实伟大。三遍以后就渐渐抛不开了，于是前前后后读了有六七遍才罢手，当然这之后反而觉得《三国演义》之类有点幼稚了。所以我想经典的魅力大致在于此吧。然后有同学说老师规定她们每月至少读八本书，我想这是老师对于大学生不能静下心来读书的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民族的悲哀。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归宿问题，现在的趋势是两者越来越分离了。老师深有同感，说美国伯克利、斯坦福、MIT的计算机天才们不用懂别的知识，只要知道怎样提高计算机性能就能混得很好，社会也欢迎这样的人。由此就引出人的异化问题，这也是人类发展的悲哀，大家都很缅怀牛顿、笛卡尔那样的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都是大家的大师。我对这个问题持乐观态度，学科分化和人的异化可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以及各阶段，相信真理都是简单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一节讨论课下来，突然发现自己很长时间都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了，也许是学了商科的缘故，人变得实际多了，虽然我也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但不再思考这类形而上的问题了。这抑或是我的悲哀吧。

blogger经被封有两个月多，人的耐心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暂时先把blogger上比较得意的内容搬到这个博客上，以后的新文章将一式两份发表，当然blogger时间上优先。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这个7月份我除了上几节小学期的课外，既无考试压力，也无杂事扰身，这样基本上每天都呆在图书馆，大把的时间用来读书。所以后期会写一些读后感。加上这学期惨不忍睹的学分绩，躲进图书馆也许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

用了几个月blogger，今天发现blog.com其实也不错，就是自由度不及blogger。

以下内容根据《经理人》社长、总编于绍文讲座内容整理。

近20年来中国传媒业发生了日新月异、脱胎换骨的变化。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媒体定位从党和政府的喉舌变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商品，官本位逐渐向民本位转变。

二是办媒体的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并形成了一个传媒产业。从数量上看，中国电视台数量超过了北美和欧洲的总和，而且所有的媒体形态中国都已经具备了。

三是宣传部、出版局等单位对媒体的监管在逐渐放开，但是业内仍觉得管得太死。这个逐步放开的过程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从中国加入WTO开始，经过2003年的SARS打破了政府对媒体的垄断，再到奥运会和汶川地震，管制在逐渐放松，我们一直在小步快走。

四是我们在媒体分类上迈出了步子。以前中国媒体都是宣传工具，其舆论导向作用。现在则除了这种公益性媒体之外，大量涌现出了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媒体，其出发点是服务大众。
五是业外资本开始进入媒体行业，媒体上市逐渐增多，比如北京青年传媒在香港上市，北方联合传媒在上海上市。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这些变化外，至少有四点在中国是没变的。首先一些媒体的喉舌作用没变。其次中国媒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定位没变。最后管理上我们仍然很严格，可以用“一手硬一手软“来形容，也就是如果出了事决不手软，但平时则比较放松。

纵观这20年来的传媒发展，我觉得是积极方面大于消极方面，成绩大于问题，值得肯定。


二 中国传媒业的世纪机会和预言

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大量出现，预示着大传媒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
中国城市化进程远未完成，未来大量农民进城后必将产生巨大的精神需求，中产阶级也将壮大，媒体消费时间也必将大幅增长。
中国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媒体受众也将而且应该跨越国界，为提升软实力做出贡献。

基于以上背景，于绍文对中国未来20年传媒发展作了起点预测。当然，这些预测有的是已经发生，有的正在发生，所以不完全是在未来才会出现的事情。

1中国将诞生世界一流媒体，这个或许在十年内就可以实现。世界一流媒体有三个标准，一是品牌影响力大，能够引导世界舆论导向；二是经营能力强，或者说盈利能力强；但是规模基础大。这种以流媒体应该是集通讯社、报刊杂志、互联网、电视于一体的巨无霸，既有可能有国家背景。从目前情况看，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有这样机会和实力。

2产生新媒体集团的世界大鳄，这些大鳄应当是跨国经营的，当然是从国内逐渐做大的。比如腾讯，今年一季度其盈利10.53亿元，这和中央电视台的水平其实已经差不了多少了。

3媒体组合成大媒体，就像第1点中说的一样。

4经历二次转制。目前大部分媒体虽然完成了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的转变，但说实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政府因素依然太强，所以有必要经过二次转制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5媒体将能够跨地域精英，跨地域并购扩张成为可能。举个简单例子，即使北京日版社盈利能力很强，但它仍然无法收购一个亏本的县级日报社，这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

6《传媒法》出台。这部法律将统一规范媒体行为，当然可以借鉴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的模式。

7媒体管理角色明晰化、系统化。目前媒体管理实际上是不恰当的，不满足市场经济要求的。比如可以在全国人大成立一个专业管理媒体的委员会，取代现在的归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对全国媒体进行统一规范，重点确保其导向正确；再由国资委管理有国有资本背景的媒体资本运作事宜，发改委确定传媒行业整合发展，工商管理总局规范媒体经营行为。

就当前来说，国家首先要做好媒体的分类工作，将分类进行到底，这样便于集中管理；其次要关注媒体企业，不要以产业代替企业，也不要以企业代替产业；再次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媒体行业；还要鼓励竞争，限制传媒垄断；最后要为媒体跨地域收购整合解套。

就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好公司治理，其实现在媒体企业最缺的人才不是编辑或记者，而是管理精英人才；其次要积极推动媒体并购重组，因为中国真的不需要也容纳不下几千家电视台，几千家报刊企业，未来传媒企业数量必然会大幅减少，这就要求产权明晰可流动，资本市场规范；再次要做好媒介技术整合，这点上面已经说过了；还有就是要打造传媒品牌，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品牌；最后要适当“走出去”，开阔海外市场，但通过办海外版并不是明智之举，效果不一定好，更有借鉴意义的可能是看看发达国家媒体是怎么“走进来”、“走出去”的。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创造了企业成长的奇迹，形成了以联想、海尔和TCL为代表的一批大企业。2004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无论是其收购的速度还是规模都一度被认为是巨大的成功。在2004年的中国企业并购热潮中，TCL和汤姆逊合资组成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企业，海尔也曾试图收购美泰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几点生产企业。中国企业成长这么快，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然后，联想08年第四季度净亏损2.64亿美元，TCL这两年也近乎销声匿迹，广大中小企业更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冬中瑟瑟发抖，中国企业成长路径面临大逆转。


中国企业成长的逆转和金融危机并无太多因果联系，很大程度上是企业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次逆转在2006年股市房市高涨时就已经露出端倪，然后在2008年集中爆发。2006年股市的高涨，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都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制造业上只能赚取微利，有人做过测算，说制造业的平均利润只有4%。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不甘心于这样盈利，主动选择把钱投入到股市赚取快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企业成长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需要大的转变。


具体说来，中国企业过去三十年的快速成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短缺经济的馈赠。长期以来的短缺环境下，中国市场上不存在卖不出去东西的困难，所以这批企业无论是从海外引进生产线还是直接进口商品，总能赚取很多利润。

二是人口红利。前三十年我国已经有了很多基础设施的积累，虽然人民很穷。农业方面有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很多都是在“农业学大寨”时期形成的。比如，如果现在建设红旗渠，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而这在当时成本极其低。这样在家同联产承包改革时，分田一方面享受了以前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个人利益又和个人利益挂钩，这样中国农业生产实现了较快发展。这时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出来，到城市打工虽然薪酬低，但与中天币起来还是收入颇丰的。同时企业成本极低，不用承担应有的社会保障责任。

三是环境红利，中国长期以来不重视环境保护。

四是科技红利。1984年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联想就是这一年成立的，恰巧戴尔也建立于同年。经过战后三十年左右的技术积累，中国改革开放时刚好赶上了科技爆炸，中国企业可以借助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发展自己。


但是，这些有利因素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这样中国企业问题在2002年左右开始露出端倪，到2006年股市高涨时爆发，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昨天在吴玉章学术讲座上听了郑永年的这场讲座，以下是我整理的笔记：




中国发展模式这两年受到广泛关注（“模式”一词在这可以等同为“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可能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而西方则更关注的则是中国崛起对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等。一般认为中国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从那时起，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没必要把国外的“中国威胁论”论调看得过于严重，当然也有一些人处于争取军费等动机宣扬“中国威胁论”，把将中国威胁的都定为反华势力确实有点过于紧张。这种反应其实是外国对中国这个利益相关者自身不确定性的关切。

一、政治模式

要理解中国模式，首先要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如果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在政治模式中，首要的是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阻碍了经济改革，而一谈到政治改革，人们又往往会首先联想到民主化。其实政治改革的范畴要远远大于民主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要比单纯民主化更加重要。民主化只集中而非唯一目标。如果相应的国家制度尚未建立，过早民主化会有很多负面后果，民主也会走形。中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比较成功，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渐进性的改革，为出现问题后的及时调整留下了空间和时间，避免了苏东国家改革中的大起大落，改革比较持续。

2.阶段性的改革。前20年的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主，主要涉及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进入21世纪后，以十六大和谐社会为标志，中国逐渐转向社会改革，涉及基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改革等问题。

3.经济发展需要产权保护。西方传统的产权保护以法律为主，而中国则由于相应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很多产权保护都是以行政手段进行的，（虽然可能效率比较高，但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还可能失之于公平）。

4.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经济活动意义要在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不发展就没有社会正义。

5.民主化要求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民主制度是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化并不能自动建立相应的国家制度。以欧洲主要国家为例，现有国家制度大部分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确立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确立后建立的基本国家制度不多。

谈到民主就不能不提到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反对普世价值一方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只不过工业化、城市化先在西方出现，但决不能说工业化就是西化。民主也是相同的道理，不能因为民主制度最早出现在西方，就说民主化是西化。中国必然会实现民主化，只不过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就像今天西方民主之于古希腊罗马民主一样。


二、经济模式：


混合所有制。这次经济危机就像对经济制度的一场考试，西方国家在危机中普遍倾向于国有化，可能混合所有制是比较好的经济制度。回顾西方20世纪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徘徊。大萧条之后，各国把凯恩斯主义奉为金科玉律，到石油危机后，过度国有化导致的效率低下活力不够等问题显现出来，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新自由主义盛行，自由市场又被奉行，直到这次的金融危机，经济国有化又称为时髦做法。相对于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中国在不断的国退民进中，经济显得比较平稳，混合所有制的优势显现出来。但新自由主义学说传到中国后有点错位，政府缺乏制约(在民主国家，政府为了顾及选票，无法推行教育、医疗市场化),一些领域如国有垄断部门自由竞争不够，相反一些社会公共部门如医疗、教育则市场化过度。目前中国经济所有制中的主要问题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虽然政府鼓励发展私营企业，但很多市场却对私营企业关闭，政府垄断资源，私营企业无法和国有企业展开公平竞争。


外部出口与内部需求。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被视为“东亚模式”，单就国内的出口企业，可以对比一下长三角和珠三角。珠三角地区发展较早，主要是外资和港台资本，政府在资本审核上也过于放松，只要是来投资就准许，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利润微薄，单纯为出口而生产，劳资关系也比较紧张，一旦土地或劳动力价格上升或者外部需求减少，所受冲击尤为巨大，这次受伤程度也远甚于长三角。事实上，随着土地资源相对不足和劳动力价格上升，珠三角已经面临发展后劲不足的局面，广东尤其需要学习科学发展观。长三角的资本则主要来自于国内，特别是当地资本，具有后发优势，所以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同时由于长三角注意珠三角经验，严格了对技术含量的控制，产业链也相对高一些。浙江以民族资本为主，先占领国内市场后出口，不像珠三角那样为了出口而出口。现在提倡产业链升级，很多人对此有误解。不是说把简单加工衣服变成加工电子就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一定要结合实际循序渐进。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国家，政治上要求统一，但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有所不同，允许自己探索。


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应该经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阶段，目前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重点是社会改革。中国亟需全面推进社会改革。首先，社会改革要消化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防止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其次，社会改革借助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启动内需，为中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社会改革也是为民主改革作最后的准备。换言之，如果社会改革进行的太慢，中国有可能会出现政治激进化倾向，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渐进的变化才是真变化，激进的革命是假变化，结果不过是从头再来一遍，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印证了这一点。


客观地讲，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三项改革难度迅速增加。经济改革充其量只是释放出了人们内心的物质欲望；而社会改革要建立种种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进一步改革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首要的是要各方出钱建立基金，这还只是经济利益的退让，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钱和事要对应起来，中央财政收入多，理应担负更多社会改革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分权于社会倒是个很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防止地方成为土皇帝，另一方面社会职责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央权力的巩固。

如果进行到政治改革，则是放权的问题，权力是很多既得利益者极不情愿放弃的，其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条河很宽，我们可能才刚刚出发，在很长时间内还要摸这石头过河，过河的过程也是不断犯错和改错的过程。


一语成谶的观点：这篇演讲最大的亮点在于对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三阶段的认识。仔细想想，今天中国更需要的是现代国家社会制度而简单非民主制度。但后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悖论，人们今天呼吁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因在于某些人已经阻碍了社会改革，毕竟社会改革是要出钱的，是要有所牺牲的。那么，在没有民主制的保障和约束，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能顺利建立起来吗？

就像一部小说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死结。



刚才班长还和我们打招呼，这两天不要参加结社游行，不要转发敏感短信，不要去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GFW也空前紧缩，许多国外网站撞墙国内很多,国内网站也纷纷“维修”，成为一大奇观。 有人开玩笑说，本来都快忘记这事了，结果政府每年都会提醒我们记住。我身边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才发现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至少很多网站都在集体“维修”。此地无银三百两，大概就是这样吧。


2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就要出生了，一切纯属巧合。我想，20年前的那一代大学生大部分应该是出生在1969年前后吧，20年一代人，每一代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点。上 次牛文文演讲时对于我们80后有一个评价：这是正常的一代。想想，我们出生在一个躁动的年份，成长在躁动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中，享受着20年前那代人留 给我们的稳定社会环境和由此快速增长的物质生产。我们自由个性张扬，该上学时就上学，该谈恋爱时自由恋爱，社会环境稳定，风雨中有家人护着。有人说，我们 上小学时上大学不花钱，上大学时上小学不花钱，这反映了改革的进程。但另一方面，社会风气中弥漫着铜的味道,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愈演愈烈，我们也会提到 这些问题，大多数时候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厌恶腐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腐败，因为大家都是自私的。我们仍会积极入党，但动机不纯。我们更加关 心自己的前途，对于国家前途的或者回避顺其自然或者有思考但不够理性。这就是1989后的一代，正常的一代。


1969年前后的那一代童年 在文革中度过，然后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这十年非常重要，前30年紧张严肃的环境一下子变得宽松起来，人们呼吸到了新鲜自由的空气，生活水平相对以前 也大幅改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书籍受到空前追捧，出现谈必海德格尔、佛洛伊德、尼采的盛况，人们好像又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现在已被拆除的北大三角地、西单 民主墙等地空前活跃。与此同时，改革中的一些副作用如官倒、腐败等现象也愈演愈烈。社会主义怎么会有腐败等负面现象呢？ 民主自由科学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没实现？ 于是他们坐不住了。


社会上对所谓80后的看法有时很矛盾，我们一方面很自私，很“不成器”， 难当重任，而从地震等事件等事件上好像又看到了希望--还有救。这种看法很片面，80后自私或者志愿者都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裂的，盲人摸象不可取。就像 钱理群演讲时说过的那样，其实每代人都会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当初60后、70后也被长在红旗下的那代人鄙视过，往前推，鲁迅等人也担心过当时的 青年，但中国毕竟没有亡。每一代都会自动肩负起社会责任，这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必杞人忧天。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是最 接近人的本性的一代。在我看来，人都是自私的，但自私并不意味着无情和残酷。“自私”在这里可以等价为经济学中讲的“经济人”的假设。在市场中，每个人都 是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奋斗，资源在理论上也得到了最优配置。就像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中认为的那样，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但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防止别人侵害 自己利益，人们会达成社会契约，国家等组织就是契约的产物。我们能够言行一致地最求自己的利益，总比口是心非或被蒙蔽好。说80后自私，那么现在社会上最 有钱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应该算是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但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却被认为是自私的。这种言行不一古已有之，说明了人与人缺 少基本的信任，在这种环境下，民主也不可能实现。



话说回来，无论政府为镇压编出如何正当的理由，今天如此紧张的政府和可笑的GFW就足以粉碎一切谎言。毕竟，这个社会是要有人推动的。


但是说实话，就像Tank man中的那样，大部分当代大学生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20年前的那事，刚才还有位女生问我“什么政治事件啊？”尽管网络封锁很严重，但只要愿意了解，最后总会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博客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很明显的是，写博客的和不写博客同学的思维真的很不一样。我并不是说不写博客就不好，只是我写博客、看博客真的收获很大。即使不写，经常看看一些优秀博客总是有收获的。

今天晚上坐地铁5号线时看到地铁电视还在播放着奥运会马术比赛的宣传片，上面还有08年的比赛时间，让人感慨万千。

奥运过去都快一年了，这些喉舌还没有忘记宣传奥运。奥运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事前大事宣传可以理解，但九个月后还这样念念不忘就有点太过了。这九个月来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情，难道都没有一届过去的奥运会重要吗？经常念叨奥运会，生怕别人不知道中国已经举办过奥运会，这种行为和怀念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一样，“我祖上比你富多了”，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没有那么健忘。只有摆脱这种怀旧的心态，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这是一部关于谎言的电影。看完《罗生门》，我相信人都是自私的，特别是没有人会发现你自私的时候。其实影片中其他人说谎都我都能理解，就是死了的武士说谎我无法理解。人死不能复生，当他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时候，他也会撒慌来维护他那点最后的卑微的自尊，把一腔仇恨洒到他鄙视和鄙视他的女人身上。且不说影片反映的当时武士阶层没落的事实，最后武士和强盗分别成为了伪君子和真小人。无论诚实与否，两人都是真善忍的反面，所以在强盗的谎言中，为了衬托他自己的伟光正，两人竟会惺惺相惜----我们都是好汉，只不过我更“好”一些而已。在樵夫比较可靠的叙述中，强盗和武士确实是结成了统一战线，只不过是在女人的激将法或者之下两人都觉得很自卑，所以本能的打心里厌恶她。在强盗让女人 选择何去何从的时候，女人示意两人决斗。武士为了表明自己对她的不屑并斥责女人在两个男人面前献丑，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不愿意为女人冒生命危险。强盗鄙视 女人说弱小的女人只会哭，女人仰天大笑明白了武士的虚伪可恶，甚至不如强盗。

片中唯一完美的是和尚，他认识到了世风日下的危险，其实世风从来就是这样，人性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自私的，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由于被别人认为自私的成本如舆论压力等太高，所以我们会不选择自私。扪心自问，如果像电影中的那样，自己说过的话无从验证正确与否而说假话有对自己大大有利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说真话吗？也许这时只有宗教是唯一的制约。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爱说谎的民族，至于其原因，我想和日本一样，历史上受到儒家“克己复礼”信念的影响，近世又为集体失忆，结果号召人人说真话，结果可能只是大家都说假话。

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挑战英格兰银行的无上权威。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但索罗斯1992年通过狙击英镑，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本来想自己写一篇其中惊心动魄的过程，却发现乌有之乡上的这篇《世纪豪赌──乔治·索罗斯与英格兰银行的英镑攻防战》，写的很好，我就不献丑了。


原文比较长，我这里只是节选其中背景部分。


一、战争的起因（背景）
　　　　

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如果以上计划能够顺利完成，欧元将成为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超级货币，欧盟十二国的资本市场将实现无缝接轨，资本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有望从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中夺回过去几十年丧失的大片领地。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法改变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所以只能是一个先天不足、命运多舛的条约。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德国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保守党执政的英国则陷于衰退的泥潭；南欧的意大利的经济形势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人显然知道，欧洲货币的统一只会加剧德国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货币机构”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战战兢兢，疑虑不已。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英国要求欧盟各国承认它“有不参加统一的欧洲货币”，也就是说，当欧元在20世纪末建立的时候，英镑会继续存在下去，英国的中央银行也将继续制订货币政策。　　　


英国政府走的是一条前途未卜的折衷路线──如果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这个机制），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又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一旦发现前方的水太深，还可以及时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荣孤立”的碉堡中去。　　　　从今天看来，英国政府的决策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时机选择的相当错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前，英镑已经处于严重被高估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经济非常不景气，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它的货币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如果英镑出现异常的贬值或升值，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英镑汇率的义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所以，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解救萧条中的英国工业。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这个数字无疑太高了。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这又给英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面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加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利率，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加息，无疑将给英国低迷的经济加上最后一块无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一旦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英国最好的出路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可惜德国人并不想帮英国人这个忙；其次是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的贬值，等到英国经济复苏之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区间，可惜欧洲各国几乎不可能同意这种请求；再次是坚定不疑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先稳定住目前的局势，让全世界的金融投机家明白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这样至少可以维持英国的信誉。但是，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是不可能有这种魄力的，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梅杰首相完全缺乏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后被人们称为英国历史上的最差首相之一。　　


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蜇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缘认识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因为他们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他们低调，他们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而且他们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从事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他们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精简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　　


直到1990年代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在1992年，保卫英镑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英国中央银行，而是与英国共同处于欧洲汇率机制之中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德国的中央银行。仅仅凭借英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维持在1比2.95的高水准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以支撑如此昂贵的英镑，所有的金融投机家也都知道英镑有贬值的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狙击。虚弱的英国经济没有多少血可流，但是只要德国愿意为它流血，英镑就是安全的，伦敦不会沦陷。　　　　


历史具有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五十多年前，当德国人轰炸伦敦、企图打垮英国的时候，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慷慨解囊，通过《租借法案》挽救了英国的命运；今天，当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企图打垮英镑的时候，英国人却要指望德国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1992年正是德国春风得意的时代，分裂多年的两个德国已经统一，全世界都预测一个强大、繁荣、举足轻重的德国即将出清b，欧洲将毫无疑问地在德国的主导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融合，甚至最终合为一体。刚刚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际上又加强了德国在西欧的中心地位，但是也在德国的肩上加上了一副枷锁──如果英国、意大利等经济萧条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德国必须承担主要的防御工作，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德国人曾经多次以战争的方式谋求欧洲的领导权；现在，经济的繁荣使德国自动获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可是它现在才发现这个担子实在太沉重，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东德重建的关键时刻，原西德的经济实力虽然非常强大，也难以应对“两线作战”的难题。1992年初，德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趋势，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德国中央银行决不可能在此时降低利率；随着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潮，通货膨胀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马克利率还有增加的空间。马克的每一次加息，都伴随着英镑的一阵颤抖──英国中央银行多次请求德国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国降低利率，从而刺激英国的出口。但是德国人在多次权衡利弊之后，一再拒绝了这种要求。伦敦正处在异常尴尬而脆弱的境地。　　　　


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早已开始质疑英镑汇率能否维持下去，甚至质疑英国有没有必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刚刚结束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权，对英国经济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调整，采矿、重工业等陈旧的工业部门受到严重打击，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还导致了严重的失业；这个国家处在经济转型的脆弱时期，如果不能及时降低利率和汇率，萧条无疑将一直蔓延，直到不可收拾。英国商界领袖联名上书首相梅杰，要求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低到1比2.60，同时将英镑利率调低3个百分点，即从10%降低到7%。仅仅三年之前，英镑利率还处于15%的骇人听闻的高点（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房地产泡沫）；现在，即使是7%的利率，恐怕也无法对英国经济起到足够的促进作用，何况是 10%!　　　　


8月中旬，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了政府的态度：“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退出汇率机制，松动利率，事情将更槽，英镑将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将十分严重…英国不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但是英镑汇率已经下跌，从年初的1比2.95 跌到初夏的1比2.85，又跌至8月下旬的2.80左右。欧洲汇率机制规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得低于1比2.778，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接近了。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交易的国际外汇市场上，大规模进攻随时可能发生，伦敦距离沦陷只有一步之遥。　　　　


直到此时，一些看好英镑的投资者仍然天真地认为，德国会在关键时刻出手帮助英国，它不会坐看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成为金融投机家的牺牲品。但是，乔治•索罗斯和那些头脑简单的投资者不一样，他从来不轻易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这就是他能够赚到那么多钱的原因之一。他并不关心英国人说了什么，而是更关心德国中央银行的态度；德国人的暧昧态度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对维持英镑汇率既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让英镑继续留在欧洲汇率机制之内，或许会对欧洲经济一体化更加不利，因为一个不稳定的英镑会让整个欧洲货币体系都变得不稳定。所以，牺牲德国利益维持英镑稳定不仅很危险，而且不值得。　　　　


8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财政部大楼前发表了措辞最严厉的演讲，这被视为对金融投机家的最后通牒；“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莱蒙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就在讲话当天，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买进了33亿英镑，以显示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问题在于，33亿英镑就足以抑制全世界金融投机家的热情和欲望吗?如果继续试探下去，英格兰银行还能拿出多少钱?　


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挑战英格兰银行的无上权威。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它的意志就是不可抵抗的法律；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当年的辉煌，英格兰银行的威信却仍然令人望而生畏。在调节市场、抵抗混乱方面，英格兰银行拥有最丰富的经验，今天呼风唤雨的美联储只是它的一个晚辈门生而已。所以，只要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英镑就理应不会贬值，不需要其他论据。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莱蒙在同一天的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发表的另一篇简短的演讲。他说：“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　　　　


什么意思?如果各国不再一致行动，汇率的剧烈波动就将难以避免，时间的延误和各国政策的分歧将纵容金融投机家的冒险，事实上使欧洲汇率机制失去对市场的控制能力。索罗斯反复研究着莱蒙的这些言论──他是在为英国留出后路吗?或许，他此前的严厉言论都只是虚张声势，伦敦已然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金融投机家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众多的国际热钱涌向马克等可能升值的货币，英镑则成为卖空的绝佳对象。但是，财政大臣莱蒙很快在9月初驱散了关于“英国是虚张声势”的谣言──他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75亿英镑的外汇，全部用于对英镑汇率的稳定。虽然75亿英镑相对于几百亿英镑的国际热钱来说是渺小的，但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态度使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要不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的演讲中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息：“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听到这番铿锵有力的宣言，一些对冲基金开始准备获利了结（虽然获取的利润不算很多）。现在，英镑汇率比起年初的1比2.95,已经贬值了接近6%，对于一般的金融投机家来说，或许是收手的时候了。　　　　


可惜，索罗斯不是一般的金融投机家。事后他对记者表示，他从来就不相信梅杰和莱蒙的演讲。“他们的理由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而且，索罗斯非常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本能，现在，经验和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增加赌注，而不是撤退。　　　　


9月10日，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英国人的肩膀上，索罗斯等到了他守候近两年的进攻信号：《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的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他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这种暗示已经足够了。　　　　


德国人已经抛弃了英国。德国人解除了他们对伦敦的保护，使这个金融中心完全暴露在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凶猛火力之下。现在，英格兰银行成为了伦敦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是摇摇欲坠的防线，他们赖以救命的“75亿英镑”国际援助资金好像还没有到位。


二、具体经过（以下部分转自金融界）


1992年9月中旬，危机爆发。市场上到处流传着意大利里拉即将贬值的谣言，里拉的抛盘大量涌出。9月13日，意大利里拉贬值7％，虽然仍在欧洲汇率体系限定的浮动范围内，但情况看起来却很悲观。这使索罗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成员国最终将不会允许欧洲汇率体系来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这些国家将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2.80，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仍未能挡住英镑的跌势。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一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仍收效甚微，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



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英国人把1992年9月15日——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日子称做黑色星期三。 索罗斯却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曾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索罗斯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已接近10亿美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使他的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





我的看法：


索罗斯与巴菲特同为传奇人物，索罗斯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巴菲特则更关注公司经营状况。这次金融危机中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也赚了一笔，巴菲特去年则传出损失136亿美元的消息。所以，索罗斯只是少数中的少数，是在危机中大显身手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危机索罗斯很难发财。

以下内容根据代鹏讲课内容整理。


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很多美国民众都把他当成金融危机的救世主，民众在他当选后的疯狂程度简直和文革中的红卫兵有一拼。但他当选几个月来的美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的意思，现在只有印美元一条前途未卜的路可走。

要分析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最简单的是回顾一下曼昆《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经济组成等式：

Y=C+I+G+X=C+S+T+E

前一个等式是从收入的角度衡量国民经济的构成Y，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支出，X表示出口。后一个等式是从支出的角度看国民经济的构成Y，C表示消费，S表示储蓄，T表示税收（基本代表政府收入），E表示进口。

把上面的等式稍加变形，即可得到

（S-I）+（T-G）=X-E

表示一般情况下，一国净出口(X-E)应当等于净储蓄(S-I)与政府财政结余(T-G)之和。

美国目前的危机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发展道路的必然后果，是一种典型的“富贵病”。

首先等式的右边，美国长期以来贸易逆差巨大，08年达到。而且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可能出现足够净储蓄或财政结余来扭转这一贸易逆差。

首先净储蓄不可能大幅增加。因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的基本特征是高消费低储蓄。在前面我已经说过，美国的高消费由来已久，因为中国、日本等顺差大国的长期存在，美国只需消费产品然后支付美元，而美元又通过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美国。如果实在没钱花了，美国可以印美元到外国买东西。如果说以前美国人民低储蓄是因为前景乐观，什么事都有政府最后买单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因为危机收入减少，即使想存钱也没钱可存。至于投资的减少，在危机中这个更难以实现。
其次财政赤字不能消除。今年预计财政赤字将达1.8万亿美元。

美国经济空心化严重，也就是说美国的大部分实体经济都已转移到国外，其GDP中84%为第三产业，14%为第二产业，2%为第一产业。就第三产业来说，超过GDP 55%的是金融和支持金融的相关产业。美国的税收以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和企业所得）为主，这次危机的重灾区是金融及其相关产业，现在大部分为亏损状态,如果再加上以汽车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亏损状况，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的个人收入减少，意味着美国的所得税即绝大部分税基受到威胁，美国政府的常规收入在危机期间锐减。发行国债也可能没人买，除非美联储最后通过银行购买国债，相当于增发货币。
至于财政支出减少更不可能。失业势必需要大量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另一大头国防支出在危机中关系大量军工企业生存也不可能减少。

所以，未来美国净储蓄为负，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都难以转变。进一步地，美国失业率很难降低，国际收支难以平衡，美元持续疲软，经济难以增长。那么奥巴马还有希望吗？

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看这篇《美国会破产吗》

既然在blogspot上安家，就要勇于面对被墙的风险。只是，我不忍心才安家不到3个月就被墙，还是刚有持续流量的情况下。

很多好东西，其实和让政府敏感的政治问题并无直接联系，也拒之墙外，就像Feedburner，之前Google的命运一样。虽然阶级斗争在我国已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此言得之。

在这个被墙的日子里，我只能说：强烈鄙视伟大的墙，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但是，我仍会坚持更新这个博客，以此表示对GFW无声的抗议。

以下内容根据代鹏讲课内容整理


上面说到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二是美国的大力援助（似乎是为了给旁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证明资本主义优越性）。这种经济发展道路被总结为“东亚模式”。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经济几乎与中国同时快速发展。与中国一样，泰国发展经济也面临资本短缺的问题。在引进外资上，中国采取了转让产权（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等），风险与收益由外商自负，不存在还本问题。泰国则直接采取借债的方式，这样就面临着还本付息问题。

这里得说一下日本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灭。和这次美国的情形有点相似，8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当时日本曾有“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土地出租给美国人住。”的豪情壮志。日本银行经过经济高涨时期房地产高潮后，面临着资产中房地产比例过高而导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银行盈利水平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大财团改变了过去在欧美扩张的战略，把资金以美元形式转移到国内兑换成日元，导致日元升值。1985年底，汇率从1美元=240日元降到1美元=200日元，甚至升值到1美元兑140日元的地步。结果往往是以前扩张时投入了240日元，现在公司收缩时只能收回140日元，进一步增加了银行坏账，日本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为了增强流动性，日本央行实行零利率政策。

90年代以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鼓吹下，泰国俨然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范。为了便于进出口贸易，泰国央行把泰铢和和美元挂钩。为了吸引外资，泰国政府实施了金融自 由化改革，取消了利率上限，实现了利率自由化；取消了对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解除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实现本币的自由兑换；开放了资本市场 等，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入泰国。同时，泰国央行还希望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这违反了蒙代尔铁三角，灾难即将来临。

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泰国央行提高了利率，在汇率和美国挂钩稳定的情况下，泰国和美国的利率差就吸引着国际资本在泰国存款，获取差价。大量美元兑换成泰铢导致经济流通中泰铢增加，给了泰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治理国内通货膨胀，泰国就要进一步提高利率，这样进一步增大了泰铢和美元的利差，反过来吸引了更多的美元兑换成泰铢，导致进一步通货膨胀，泰铢就这样进入了恶性循环。

如果把视角扩大到日元不断升值的日本，游资可以在日本用较少的日元兑换美元，然后把美元存入泰国银行，取得利息后到日本兑换成日元，这时的日元已经升值，可以换取到更多的美元，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三角套汇”。

一般来说，一国通货膨胀意味着该国货币贬值，但泰国当时的情形却是升值。不断流入泰国套利的美元要求兑换成泰铢，给了泰铢升值的压力。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国内贬值的同时国际上升值，而且还是自由流通的，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加上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泰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经常项目逆差急剧增加，外汇储备有不足的隐患，这对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后来国际游资冲击泰铢留下了可乘之机。

但泰国当时显然对形势过于乐观，WB和IMF也认为形势大好。1995年，泰人均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世界银行将泰列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到了1996年，泰经济增长率仅为6.9%，为过去13年来最低水平；外贸出现严重滑坡，增幅猛降到不足1%；经常项目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3%，通货膨胀率也上升到6.2%。

在这种情况下，嗅觉敏锐的索罗斯已经闻到腥味，他断定泰国外汇储备不足。加上这时泰国央行刚好又有卖出美元的优惠政策，索罗斯计划借入大量泰铢，只要在归还前逼迫泰铢大幅贬值，从而只需少量美元即可还泰铢。

事实就是这样。1997年2月，索罗斯带领国际游资对泰铢发动第一波攻击，大量借入泰铢，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美元。泰国中央银行运用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平息了这次风波，双方打了个平手，泰央行以为索罗斯到此为止，但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索罗斯还先后在多家刊物发表文章，论述泰铢必然贬值，制造市场恐慌。《法兰克福汇报》也认为“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泰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大举进入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资金疯狂撤退，泰铢贬值压力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恐慌性抛售。市场一旦形成泰铢贬值的预期，泰铢真的贬值也就为期不远了，因为大家都会卖出泰铢。到1997年6月底，泰国外汇储备下降300亿美元，失去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到了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盯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点像中国），当天泰铢汇率最低曾达到1美元兑32.6铢，贬值幅度高达30%以上。

这下索罗斯的预言成为了现实，墙倒众人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放弃了先前对泰国经济的赞赏，反过来论证其经济体系中的漏洞。

以往人们会总结发展中国家过早开放货币自由兑换的陷阱云云，其实这一切都是蒙代尔铁三角注定的。蒙代尔铁三角也被称为“蒙代尔不可能”（Mundell Impossible），泰国先前谋求稳定汇率、自主货币政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要把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注定要碰壁。这从泰国通过提高利率政策引起国内通货膨胀伴随泰铢升值的怪圈中就能看出，治理通胀要求泰国央行提高利率，而稳定汇率要求降低利率，要想解决这一矛盾，泰国就要或者放弃和美元挂钩的稳定汇率，要么控制泰铢的自由兑换，这两点都是泰国不愿意选择的。

但经济规律不可违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泰国最终选择放弃稳定的汇率，出口导向的泰国经济也遭到沉重打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一方面感到了外汇储备的重要性，从此外汇储备雪球般越滚越大，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简直成了香饽饽；另一方面继续禁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按张五常教授的说法，搞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条件是没有外汇管制，这对中国来说是个的确是个挑战。虽然今日中国整体实力优于当年之东南亚，但我们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即使不知道要摸到什么时候为止。

一年前的今天，半个亚洲地动山摇。温总教导我们，多难兴邦。

一年过去了，整个国家“兴”得如何？似乎不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难还不“足”以兴邦？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灾难出政绩，一将功成万鬼哭。

好莱坞电影主题其实都是很主旋律的，其反应的主题大致包括：

歌颂个人英雄主义

歌颂个人通过奋斗取得成功，实现“美国梦”

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对比一下，美国电影反应的主题恰好是我们这个社会号召大家去做的，但大家往往对宣传很反感，却很喜欢好莱坞电影，这是问什么？

以下内容依据代鹏上课内容整理。

一切还得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说起。这个命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核心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理论，简单说，就是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地区）通过借外债发展国内经济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进口的依赖是行不通的。其主要依据在于一旦发展中国家与宗主国脱钩，使用自己货币金融体系，很可能面临支付危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像中国这样的封闭环境下的完备工业体系，即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借的外债用于国内生产和消费，外债到期前的短期内基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摆脱对外依赖，结果就要通过在国际市场上贱卖原料或初级产品来还债，几年发展的结果都被用来还债，其结果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是除了中国、印度等大国和亚洲四小龙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命运，无论是拉美陷阱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形态是典型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战时经济，以钢铁产业、母机制造为代表。改革开放就像打开了蓄水的闸门，活力一下被释放出来。很多人抱怨我们所有权改革滞后，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恰恰是从劳动成果所有权改革为起点的，其典型代表便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劳动成果所有权改革看起来，当时吸引外资的条件是相当丰厚的。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得一般包括四部分：给国家的税、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给工人的工资和资本所有者的利润。中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要求外资的地租回报很低，使用权70年不变。在税法上外资又享有超国民待遇。而且当时外企工资是非完全工资，不像当时国企那样要背负社保、退休金等沉重负担，这样算来到中国办厂成本低得惊人。

再说花旗

美国最优越的地方在于，全世界以美元为结算方式，这样美国就可以做到外债内债化，美国只需借美元然后还美元，如果没钱还可以自己印一些。

再说蒙代尔铁三角

蒙代尔铁三角也叫蒙代尔不可能，是指对一个国家而言，独立货币政策、货币项目可兑换和稳定的汇率三者之中只能任选其二，不能三者都具备。比较典型的形态比如：

中国：独立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美国、英国：
香港地区：汇率稳定，港币可自由兑换，但其货币政策完全取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要求美国和香港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周期相同。

实践证明，蒙代尔铁三角不可违背，试图突破铁三角的反例典型的有92年的英格兰银行和97年的泰国，两者都被索罗斯狙击，分别导致英镑脱离欧洲货币体系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很多人呼吁加快人民币市场化改革，让人民币成为和美元一样的可自由兑换的世界货币。根据蒙代尔铁三角，这样我们要么选择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就像香港那样，要么放弃稳定汇率，就像美国、欧洲那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依赖外贸的国家而言，这样无疑是对经济的打击。其实人民银行倒是一直希望开放人民币项目自由兑换，因为这样央行可以放弃稳定汇率的工作，专心治理通货膨胀，倒是国务院不同意这样。

五四九十年了，又是一个逢十的纪念日。网上掀起了纪念五四的热潮，党、团、政府、大学生、知识分子……各种立场、各种观点五彩缤纷。

五四精神是什么

人民网有文《纪念五四精神 让青春之歌永远嘹亮》概括：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说得很对，就五四本身而言，其核心确实是爱国主义，以巴黎和会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为导火索。从这个角度上讲，五四和当年学生游行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和近期的抵制家乐福等事件是一脉相承的，手法相似，都是中国人民感情受伤害后的反应。这么来说，五四精神没有死，其核心精神活在青年人的心中，并且以后还会爆发出来。全国有那么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五四精神怎么会死呢？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说五四精神已死呢？

上面那篇文章还有一段：五四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也对。五四运动一向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新文化运动核心就是德（民主）与赛（科学）两先生。从那时起，民主科学就成为中国人的不懈追求，无论左还是右，都以实现民主科学标榜自己，只是对两者的理解不同而已，这也成了永远打不完的口水仗。这边论证说民主科学自由是普世价值，那边又言之凿凿地反驳说不存在普世价值或普世价值并不普世。

于是，说五四精神已死其实就是说民主科学精神已死，五四成为了民主科学的代名词，爱屋及乌，进而类似的活动也成为了民主科学的代名词。所以，纪念五四，最重要的是纪念民主科学。

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习惯，一种允许多元化存在的习惯。不管自身观点倾向如何，首先不要侮辱别人，不要乱戴帽子。否则这种民主只能导致暴民政治，就像当年真正的五四一样，只是爱国的帽子盖住了民主而已。甚至可以说，当年的五四是有那么点不民主的，但相对于北洋政府的专制，这种不民主又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仍然要纪念五四。

但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还在用五四方式继承上面说所的“五四没死”的精神，因为五四没死的那部分精神并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网络现实的例子很多了，就像两天就一年的汶川地震中涌现出来的范跑跑一样。人们支持他，把他的选择看作是一种自由，一种对假大空道德的戏谑。这是其一，但过犹不及，毕竟他首先是位老师。试想每位老师都对学生这样，我想也没人敢把孩子交到学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契约。范跑跑的行为首先违反了家长和学校的契约，既然是老师，就要敬业。所以临阵逃脱不是自由，恰恰是对自由的背叛。

同样的道理，稍微看别人观点不顺眼，就在网上侮辱别人，或者强迫别人认同自己观点，不论这观点是什么，即使是反对专制呼吁自由，都不是对民主自由的遵从，充其量是披着民主的狼。

反思一下，五四精神是不是真的领会了呢？

华：最近贵国官方英文《中国日报》（ChinaDaily）有一则报导，标题说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你是否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

　　江：我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不知道你转述得是否准确。既使准确，我也不知道文章的立论是泛泛而谈还是就一件事得出的引论。不过我有一个感觉，中国媒体和你们美国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用简单的概念描述复杂的事物，并且一哄而起，这在中国被称为「炒概念」。尽管我们不断要求他们要和政府保持一致，但我知道他们真实的目的和你们一样，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

　　至于美国是不是威胁世界和平，我不想下简单的结论而是想提供一些事实。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它所有国家的军费开支，美国拥有可以把地球毁灭几次的核武库和同时可以在任何地区进行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美国是周边政治环境最好的大国，周边国家对美国构不成任何威胁，而所谓构成威胁的国家离美国十万八千里。常识会使我们想，如果美国不想控制世界，它保有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钱去帮助美国国内的穷人和帮助穷国发展经济呢？很可惜，在这些方面欧洲是表率而美国不是，尽管后者富有得多。如果美国以武力做后盾力图控制世界，而其它国家的人民不想接受这种没有协商和讨论余地的控制，或者如你们经常提到的那个词，没有民主的控制，那么，这种武力是不是会构成对其它国家人民的一种威胁呢？我想，对这个问题你自己会作出判断，如果你像你经常声称的那样有正义感的话。
　　华：戈尔或小布什将在您的国家主席任内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现在正在看这个节目，您对未来中美关系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江：无论他们谁当选我都祝贺他，并希望在他的任内中美两国人民通过更多的交流、沟通和理解向着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的方向前进。我本人也希望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华；所以，您对两党竞选阵营都捐钱？

　　江：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不需要花钱去买别人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种习惯，花钱贿买政治家这种习惯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

　　华：主席先生，您如何形容今日的中美关系？

　　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风有雨，甚至有乌云。但是，有时雨过天晴。我们都希望双方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华：这听起来真像是政客的言谈。不够坦白。

　　江：政治家，或者如你所说，政客，经常不能非常坦率地讲话的一个原因，是不希望成为你们制造浅薄的轰动新闻而大赚其钱的工具。我知道，克林顿总统挣的比你少得多，我也很清楚，我比我们国家新闻界的那些名人挣的也少得多。我们不希望由于我们的缘故使你们更富有而显得我们更贫穷。当然，我和你们国家你所说的那些政客不能坦率讲话的主要理由是责任。在这个缺乏理解的世界上，政治家的真实的话经常会引起他并不希望发生的很严重的后果。政治家必须考虑他的话带来的可能的后果。这一点不像你们。你们「媒客」说话只考虑是不是能给你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是职业的不同。所以，是政治家的责任，而不是你所说的政客的油滑使我们那样说话。

　　华：您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共党独裁者。

　　江：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您见过任期届满就退休的独裁者吗？

　　华：独裁者是指强行压制者，无论对像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业自由。现在您有点开始接近了。父亲知道的最清楚。如果你挡你父亲的路，父亲就会教训你。


　　江：你说到宗教自由，我告诉你，那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你们的。在你们的祖先在欧洲进行宗教战争和利用宗教裁判所杀人的时候，中国就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建议你到北京的各种宗教场所去看看，在天主教的南堂、北堂，在西四和王府井的基督教教堂，在白云观，在雍和宫，在遍布北京的佛教庙宇，那里士多得可以用「摩肩接踵」这个成语来形容了。如果像你所说我们在压制宗教自由，那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甚至建筑都应该被拆了。可是所有这些场所都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宗教组织用信徒捐的钱修缮外，政府也每年拨出大量经费进行保护，难道我们愚蠢到花钱保护我们要压制的东西吗？

　　至于OO功，如果它只是锻炼身体、休身养性，我们不会取缔它。它己经存在好几年了，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但是，当一位科学家在一家地方性报纸发表了一篇批评它的文章，它就组织人来围攻政府，他们想通过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来封别人的嘴。是谁在压制言论自由呢？不是我们，是OO功?

　　一个企图制造政治混乱来打击科学家和科学观点的组织理所当然引起政府的警惕，我们开始通过司法程序调查它，这才发现问题远比我们想的严重。这是一个受骗子控制的组织，它的首脑告诉人们有了病不要去看病，你知道没有任何正经的宗教阻止人们去看病。他还散布世界末日论，在人们心中制造恐慌。他靠散布谎言聚敛钱财，跑到美国去买房买车，过起富翁的生活，难道所谓美国梦都是这么做的吗？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健全，人民的法律意识不强，如果那些受骗而失去亲人的家庭早些运用法律来讨回公道，我们绝不会让他在美国享福，他应该被绳之以法，他聚敛来的财富应该用来赔偿那些家庭。OO功提醒了中国政府，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个巨大转折时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骗子，他们有的打着经济的旗号，有的打着宗教、政治或其它什么旗号，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骗敛财富，过他们靠智能和劳动永远也过不上的豪华生活。

　　政府在保证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还应该时刻警惕这些骗子，不能让骗子横行，否则政府就无法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失职。

　　中国政府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确有失职，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正在改变。当然，在具体做法上我们要吸取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教训，他们的做法造成无辜人员和信徒的死亡。我们希望能早点而不是已经造成无辜人员死亡后再解决，我们主要通过教育和引导，对触犯法律者用法律手段解决。我知道，绝大多数OO功信徒都是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人，他们老实但有点固执，不容易转弯。我们有耐心，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骗子只有那一个人。让我们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媒体没有进行任何深入调查就妄下结论，指责我们这不对、那不对，教训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是谁想当父亲教训别人呢？我们都当过年青人，我们年青的时候，父亲们总是这样说：你看，我们多成功，而且我的朋友也很成功，所以你应该走我们的路，照我们的样去做。我们对父亲的这些教训总是很反感，我们总在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另外一条路呢？

　　我们承认，在建设现代国家上美国有资格当父亲，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尽管如此，美国也没有权力教训别的国家，特别是用打屁股的方式去教训别人。还不仅仅在于这会产生逆反心理，更重要的是，上帝没有给你们这个权力，何况中国不是美国的儿子。我们有权力走自己的路，也许我们会犯很多错误，但是犯错误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力。

　　许多喜欢教训中国的美国人忘记了美国的历史。做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只有5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上写上「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话，但他自己却终身蓄奴，他对理想和现实想得很清楚。我们和你们一样并不认为他是个伪君子。美国的开国宪法根本没有人权条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把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摆在第一位。林肯在南北战争前力图用保留奴隶制做筹码换取南方取消独立行动，维护国家统一，显然，林肯的原则是明确的，就是统一大于人权。美国独立100多年后，妇女才获得选举权，190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取消种族隔离，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不同种族的人是不在一起居住的，他们表面客客气气，却远没有融为一体。通过分析美国历史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美国政治家和媒体中达成一种广泛的共识，这个共识贯穿了两个原则：一个是，他们认识到，像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东西和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思考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改变它需要有耐心，有时间，需要水到渠成。另一个是，在国家的独立、统一、稳定、团结和人们的民主、人权、自由要求之间应该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能让过激的要求损害国家利益，同时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逐步地、有耐心地改变人们的政治环境。有一个电视剧叫「南北乱世情」，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个台拍的，里面有个有钱的白人妇女嫁给了一个黑奴，在当时这种行为很激进，毫无疑问，这个妇女是个人权斗士，然而作者把她描绘成一个歇斯底里，这代表了美国一种很普遍的看法。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小心翼翼地不让激进的思想和行为损害美国渐进的改革过程，为什么他们能达成这种默契呢？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美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美国是一个很好的靠知识而不是靠口号和激情改造社会的范例。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很好的向美国学习。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另一面。50年代美国政府主导了麦卡锡主义，大肆迫害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麦克阿瑟将军镇压二战老兵。警察镇压反对越战学生，并且开枪打死了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策动政变，支持那些地地道道的军事独裁和君主独裁政权，他们还把毒品运回国内引诱非裔美国人贩毒。由于美国的这些行为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很奇怪，美国不是自称人权斗士吗？为什么你们一面骂我们独裁，一面又支持那些真正的独裁者屠杀本国人民呢？在美国政府这样做时，美国媒体的正义感跑到哪儿去了呢？我知道有四个秘密，今天我只说一个，这就是美国媒体希望美国在国际社会里充当「父亲」或「教父」的角色。我们没听话，所以我们挨了板子。阿连德虽然是民主选举的总统，但不听你们的话，所以你们要推翻他。俄罗斯虽然按照你们的要求民主化了，但你们怕它当另一个「父亲」或「教父」，抢夺你们的位置，所以你们支持俄罗斯分裂，支持北约东扩。相反，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塞拉西、皮诺切特听你们的话，不管他多独裁，杀了多少人，你们照样给钱给枪给顾问。这就是美国的逻辑。所以，是你们不是我们在充当父亲的角色，而且希望一直充当下去。

　　华：您知道吗？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拦住坦克车那张照片时，我就知道中国的独裁是什么意思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象征，让中国的独裁打进我的心底。您做学生时曾经在上海示威。

　　江：不错。

　　华：那是国民党时代，「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您当时是这样吧。

　　江：不错。

　　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说什么，也是「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吧。

　　江：天安门事件是个复杂的事情，不像您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当年的所谓「民主派」在美国也正反思当年的事情，许多内幕被揭露出来，一些在背后@！#$纵学生的人现形了。还有许多内幕没有被揭露出来，比如说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能够弃他们的主张和他们的跟从者于不顾，先一步离开天安门广场，并在几天内就顺利出国。世界上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被你们称为专制独裁的中国组织这样畅通的管道运人比货物还方便？我想，这道算数题并不复杂。所以，在天安门事件背后的大背景被揭露出来之前，全面评价天安门事件还为时过早。你刚才说广场上的人「要自由、要民主」，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背后的人的真实想法可能是「要美国、要英国」。这可不是随口乱说，在背后@！#$纵学生的方励之夫妇一贯主张中国应重新变成殖民地，让外国人来统治。你看，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个区别，我们主张自由、民主是为了把外国的侵略势力、支配势力赶出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让中国人在世界上能够平等地和外国交往。而他们主张的自由、民主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危险，就是自由民主没要到，倒把外国的侵略势力、支配势力请了回来，让中国的历史在原地转圈。

　　天安门事件后紧接着发生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被广场的学生们热烈欢呼的戈尔巴乔夫却被本国的人民唾弃。前苏联的民主和私有化带来的是什么呢？少数金融寡头攫取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他们通过暗箱操作来@！#$纵政治和经济，这不过是在民主外衣下的另一种独裁。国民经济在10年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三分之二，倒退回1917年的水平，前苏联人民80年的辛劳都一风吹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大幅缩短，国家分裂，内战频仍，国际地位下降，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就像我说的，美国和英国真的回来了，他们已经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他们并不因为俄罗斯民主了，就对她笑脸相迎，他们利用俄罗斯的虚弱步步紧迫，不断制造事端，一会儿是车臣，一会儿是科索沃，天晓得明天还有什么，他们不把俄罗斯彻底搞分裂是绝不会罢手的。前苏联人民失去的所有这一切难道就为了换取一张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选票吗？

　　相反，这10年里，中国的经济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教授指出，最好的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针就是人均寿命，因为人民的营养水平、医疗水平、社会安定和政治满意程度最终都会体现在人均寿命中。中国的人均寿命和美国已经非常接近，都是70多岁，而前苏联在这10年里士均寿命却下降了十几岁，退到了50几岁。就连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道路的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都承认，前苏联的道路是失败的。

　　我们的发展不仅比前苏联地区好，也比印度好。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国际专家经常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除政治制度外在其它各方面都很相似，具有可比性，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发展道路比印度更好、更有效，这其中包括印度的前总理和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这位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个权威学者。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然而，我们的成绩，包括美国专家、教授、知识分子在内的国际专家对中国的评价并没有在美国的媒体中得到正面的反映，我们听到的是指责、指责、再指责。为什么呢？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两年前，我在和克林顿总统会谈时曾经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不插手台湾问题，让中国统一能够和平顺利的进行，们就能集中力量于内部，我向他保证，如果美国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加快民主进程。我们达成了默契。但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美国人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使我们的总理在美国受羞辱，美国飞机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李登辉跳出来气极败坏地挑起两岸争端，美国要建立针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加快了军备步伐并且准备和美国一起插手台湾事务，lihongzhi从美国跑回来组织围攻政府，美国国内在妖魔化中国，说中国如何如何威胁美国，把李文和事件、贿选事件统统栽在中国政府身上。中国的国内局势和周边环境突然恶化，特别是，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极力主张的「岛链」的雏形正在浮现，它将彻底封死中国的出海口，扼住中国的脖子，迫使中国肢解，就像李登辉主张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在极短时间内集束式发生了，难道我们幼稚到会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所以，是谁真正反对和破坏中国的民主呢？是那些不希望中国稳定、富裕、强大的势力，是那些不希望中国通过美国式的渐进改革道路逐渐变得强大的势力，是那些希望中国通过前苏联的激进改革道路走向分裂和衰弱的势力。

　　我们明白了，存在一个势力集团，他们不受美国所谓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是美国政治中隐蔽的一极，我们把它称为「第六级」。他们在美国历史中通过加强中央权力，对外扩张和冷战中极度膨胀起来。华盛顿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曾警告美国人民警惕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由于他们打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可以不受法律控制，并且掌握庞大的秘密和血腥手段，从而拥有巨大的能量。他们使金牧师和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案无法真相大白，使肯尼迪家族的人不断神秘死亡，他们可以让总统和新闻界闭嘴，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这些人的隐私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你，华莱士先生。许多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证实了这个集团的可怖，像美国电影导演斯通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力图探索其中的真相，但他们肯定会白费力气。

　　我们明白了，我们无法通过讨好他们使他们放弃敌视态度。他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以保住他们的饭碗，获得更多的经费，有成就感，获得提升和让别人害怕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陷害别人使自己得到满足的生活了，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把这称为「滞后效应」。李文和案中的那个情报官不是承认了他是为获得经费和有成绩而陷害李文和的吗？

　　八九年风波之后，通过前苏联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在中国政府、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和人民中终于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这就是中国不能走前苏联的路，中国要坚持渐进改革的道路。我们在经济上正在推行股份制，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在政治上正在推动乡村和城市街道的直选，在人民取得经验后，我们将在县一级进行直选。我们正在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强法制建设。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需要不断地改革和改进。我们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民主的美国总是恃强凌弱。在我们和你们之间有许多灰度，我们需要寻找最佳点来确立我们制度的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种存在过的制度模型，各种中国制度可能的演进方向和路程，发现人民群众的许多新创造，把所有这些进行对比、排序，以便找到一个最好的目标和路径。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我们有了确定的结果之前，我们将坚持现有的制度方式，以保证稳定和持续的改革。

　　我们和当年的学生们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就是，大多数当年在广场的学生，他们到美国留学以后，脱离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后，反而离开了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他们和我一样保有一份对那些不切实际的人的同情，同时把他们看成电视剧里那个妇女一样的歇斯底里。海外民主派已经彻底垮了，虽然他们有美国和台湾金钱的支撑，但是10年里他们拿不出一点象样的东西，他们没有那个能耐，他们还像10年前一样只能靠喊口号过日子，而别人都在成熟都在前进。你看，10年后，当我们重新看天安门事件时，难道这不是一条很现实的依据吗？

　　华：您佩不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那个青年的心，他的勇气。那个独自站在那里对抗坦克车的人。

　　江：我知道西方媒体很喜欢这张照片，你们想找到一个象征，却不想知道那个象征后面的东西。你说到那个青年的勇气，我来告诉你你所谓的勇气是什么。这个青年从小就从父母、老师和社会那里了解到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绝不相信子弟兵的坦克车会从他身上压过去。更何况他的想法在那张照片之前被很多人很长时间证实着。大约有20多天里，持枪军队的军车被阻，枪械被抢走，士兵们被围困在车内，在大热天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世界上还有任何其它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但是这个青年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只军队。正像你们的录像拍到的那样，坦克车果然停下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青却束手无策，这倒底说明了什么？是像你们解释的那样说明了这个青年的勇敢，还是说明了这只军队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去伤害人民？如果这个青年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或是美国军队，他还敢单枪匹马地站在坦克车队前面吗？我敢保让，他不会这样蠢，他会去参加革命，使他的勇敢产生更有价值的效果，就像我们当年做的那样。刚才我的助理抗议你拿出这张照片，我很遣憾。他很蠢。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看不出这张照片的真实含意，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我们相信，这个青年和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是真诚的，他们要求的反腐败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政府和大多数学生之间没有根本分歧，政府要做的是把有良好愿望的学生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背后的有险恶用心的@！#$纵者区别开来，因为，就像我说过的，真正的骗子只是极少数人。很可惜，当时的政府没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时的政府和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真诚的学生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忘了群众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除了大部分好人之外，还有一些犯罪份子和潜在的犯罪份子。如果让这些人得到机会，形势将更加混乱。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学生阻止军队达几个小时，而且是在夜间，犯罪份子有机会制造燃烧瓶并利用前些天抢走的武器武力进攻军队。这样，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你不可能阻止军队面对自己的战友被屠杀而不还手，然而军队在还手时分不清他面对的是学生还是犯罪份子。中国政府在领导中国进行巨大变革时，没有预料到会遇到大规模抗议事件。我们低估了国外势力利用中国形势的能量，高估了我们人民面对巨大变化的耐受力。社会巨变重新分配了利益关系，一部人暂时不满甚至强烈不满是正常的。例如，放开农产品物价虽然使农民获益，却使消费这些农产品的城市居民、工人、学生降低了生活水平；价格双轨制使掌握物资流通的人获益而使其它人不满。天安门事件正是城市人对价格转轨的不满背景中产生的。这以后我们认识到，在涉及利益重组的改革措施上，我们需要更加小心；我们还要准备好必要的警力和装备，以准备应付人们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严励惩治腐败，以使人民对我们改革的公正性有信心。

　　华：天安门事件过后一个月，您写了一篇演讲稿，其中写道：「贪腐在中国成长。如果所有党政机构都利用权势谋求物质利益，那跟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是抗议您提到的贪腐。所以他们显然对您和您的政党产生了一些影响。

　　江：89 年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腐败问题。有些腐败钻了改革措施的空子，处在法律的边缘；有些是体制问题，靠处理人无法解决；有些腐败隐藏很深，找不到证据。以后我们认识到，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制度、体制改革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我们正在压缩政府的规模，实行政企分开，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加入WTO，这样，我们的经济活动将更加规范。在必要的经济监管部门制定了规则。同时开展以打击走私和处理大案要案为重点的法律行动。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解决腐败的成本很高，经济转型期的腐败是普遍问题，我们必须有长期与腐败做斗争的准备。

　　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我们认为个人自由与新闻自由有关连。您为何担心新闻自由？

　　江：在美国，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死了，媒体做了大量报导和猜测，使这个女孩的父母蒙受了巨大的和额外的精神痛苦。是谁给媒体权力在法律判决之前制造痛苦以满足另一些人不正常的心理并使自己大赚其钱呢？是「新闻自由」。

　　美国有一个长着大下巴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比赛前一天的节目中，在中国女足步出旅馆的画面上搞了一些身穿黑衣上写「阴毛「两字的人。是谁给了这个家伙随便侮辱别人的权力？是「新闻自由」。

　　美国媒体在报导警察带走古巴男孩埃连时刊登了一张警察用枪指着男孩的照片，可是据现场目击者说，枪根本没指向男孩，是由于拍摄角度，使照片产生了这种效果，结果产生了一场风波。是谁给了媒体这种歪曲事实的权力呢？是「新闻自由」。

　　西方媒体道听途说，硬说科索沃发生了种族大屠杀，引致北约军队的侵略。事后北约军队到处寻找，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屠杀，把各种原因死亡的尸体加在一起也没有北约军队轰炸杀死的人多。是谁给了媒体这种造谣杀人的权力呢？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不过是新闻界为使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图腾，仅此而已。只不过新闻界利用自己能控制人们思想的特殊权力不断炒作，硬是把说了一千遍的谎言变成了真理。

　　20世纪30年代以前，「商业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样也是一种图腾，从亚当?斯密说看不见的手可以摆平一切以后，商业自由成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原则。后来人们发现，自由竞争会引致合谋和垄断，会侵犯消费者利益，必须对商业自由加以限制。在美国这个最倡导自由经济的国家，在政府里成立了一大堆监管商业的部门，总数有10万人之多。在社会上成立了各种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组织。事实上，美国是经济监管最严格、最好的国家，对此我们非常赞赏。我们正在学习美国的监管体制来改造我们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也是企业，它们不是非赢利组织，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新闻是这些企业制造的产品，它们想用新闻这个产品去赚钱，它们就有充分的动机弄虚做假、以次充好、串谋合谋、唯利是图。凭什么新闻这个产品的质量就可以不受监管、不受控制呢？在新闻质量和新闻消费者之间不是一样存在一个信息非对称问题吗？看来，美国这个先进国家还没有想出监管新闻这种产品的好办法来，就像你们在30年代以前对商业自由那样，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必要匆匆忙忙去抄袭你们呢？还是等你创造出更好的经验后，我们再去学习吧。

　　至于个人自由，任何人的绝对自由都是对别人的限制。美国南部有个工厂，白种工人在车上画着南方联邦的旗帜，非裔工人向厂方提出抗议，厂方同意不让这些车进厂门，白种工人又抗议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害。倒底谁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呢？双方都有就会产生冲突，一方有，另一方就会受到限制。

　　有一个人烧了美国国旗，地方法院要起诉他，最高法院认为这个人无罪，因为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力。而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不干了，他们要立法使这个人有罪。倒底谁说的对呢？

　　所谓言论自由，本质上是一个博奕论难题，没有正确的解，所以要用民主集中制来限制它。民主就是多数原则，是用多数人的自由限制少数人的自由。集中是由多数人的代表来行使多数权力，本质上是多数人中的少数人限制多数人的自由。之所以个人自由必须受到限制，是因为还存在一个效率原则。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效率和公正不可偏废，当效率和公正相抵触时，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原则，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或者称为历史悖论。看来华莱士先生不太懂历史和哲学，我就不多说了。

　　中国共产党打败有强大外国势力支持的国民党，是因为人民支持我们，就是说多数选择了我们。所以我们执政是有民主基础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国还处于分裂状况，内战状况，中国的国家政治还无法进入现代国家的常态运行。一旦中国完成统一，结束内战，中国的民主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是美国阻碍和干扰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把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

　　我把对克林顿总统说的话再对你并通过你向美国公众说一遍：请还给我们统一以让我们早日获得民主和自由吧

前两天有同学要我给他推荐几部电影，我思前想后还就是那几部电影，就把豆瓣搜刮了一下，找出了我认为各类型各领域内的最佳电影。


纪录片

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政治，有两部印象特深刻：

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 如题，从清朝灭亡左右讲到21世纪，分三集。时间跨度大，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录像，历史脉络很清晰，主要作用在于建立宏观的历史体系，比教科书讲得好多了，从里面知道了很多书上没有的内容，对历史感兴趣的必看。此外它比较客观，很难得。伴随时间跨度大的就是深度不够，很多事情都来不及评述，就像这篇文章一样。觉得历史考试前看效果比较好^_^ 。为了弥补其深度不够的缺点，可以看下面这部：


The Gate of Heaven Peace 如题，当时最出名的一部，可以说是讲述那场风波的集大成者,采访了大量当事人，算是比较客观。

喜剧片

启蒙于星“爷”（从这个称呼就可以看出他的地位），下面的这两部都是百看不厌。
唐伯虎点秋香 无厘头的代表作，个人感觉也是巅峰之作。星爷后来的转型我就不看好。电影频道播出的有些删节。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处处都有神来之笔，把各种现代元素融入古装片，搞笑同时又有点非主流的意思。最早在我心中形成了才子佳人的形象。

国产零零漆 我觉得这部电影因该是恶搞的鼻祖，运用无厘头风格讽刺社会现实，大概发端于此，所以没有在大陆公映。特别是最后邓爷爷在杀猪刀上的题词“民族英雄”，更是出其不意。

The big bang theory 至今发现最搞笑的情景喜剧，比friends有过之而无不及。四个智商加起来过600的MIT的宅男，张口闭口学科词汇，据说听懂这四个博士的话至少要求要有GRE词汇量。加上对门的一位近乎文盲的宅女，经常听不懂四位nerds在说什么，想不闹笑话都难。


战争片

个人以为战争片的亮点要么在于场面描写，要么在于心理刻画，最佳者兼而有之。

论心理刻画，当推全金属外壳。在这部反映越战的电影中，库布里克的导演水平展示得淋漓尽致，第一部分新兵训练中那位新兵因为被视为拖后腿的而枪杀教官前的眼神令我终生难忘，当然这与演员选的也很到位也有很大关系。教官问枪里面是否实弹时，他一字一顿说出了“Full metal jacket”，片名即由此而来。第二部分写美国大兵的蛮横，个人感觉一般般。最精彩的第三部分，当一个连的被一个少女狙击手吓退时，充分说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全副武装的大兵们只能凭人数优势漫无目的扫射，最后整面墙变得跟筛子一样，狙击手依然展示着AK47的出色枪法。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狙击手发现从后面包抄进入的joker们时的表情，最戏剧化的是joker此时枪里没子弹，情急之下枪也仍了。最后那位狙神北极倒在地上时，忍受着巨大疼痛，祈祷完毕还能说出“Shoot me”，joker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杀死她，这时美国人可以说是彻底失败。那位狙击手征服了美国兵，也征服了观众的心。看完此片，纠结良久，一位美国导演能如此刻画出越战中美国人的那种疲惫、茫然、惊恐，无出其右者。

论场面描写，则以珍珠港为佳。第一次看见那么多飞机在一起，真的很壮观，这时美国军舰纵有多少大炮，也难以打下来，更何况大家还以为是演戏。当飞行员们听到日本的歌曲时，那种民族自豪感顿时高涨。

科幻片

科幻片思路略同战争片，有反思人与宇宙关系的，也有靠宏大场面引人入胜的。这里我只想说库布里克的2001漫游太空，一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世界观的电影。这部电影是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我下的是1.3G高清版，看完心潮澎湃，许久不能平静。影片时间跨度超过几十万年（从猿人到2001），空间跨度上亿千米（从地球到木星），其中还有诸如时空逆转等现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影片中间有两次5分钟的黑屏，也算空前绝后。影片开始半小时没有对白，之后猿人手中抛出的一根骨头蒙太奇地变成了人造卫星（从工具角度看，这两者确实本质相同），又是《蓝色多瑙河》中长达10分钟的太空高分辨率特写，太绝了！。前往木星途中，机器人程序出现错误,宇航员最终也经历时空轮回，变为宇宙婴孩。影片高潮处恰到好处的壮丽辉煌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典雅的《蓝色多瑙河》更是锦上添花。总之，这是一部最好导演拍的最好影片。



借用一本杂志的说法，太空科幻有真假之分，假的如史诗般的《星球大战》，就是人类和外星生物在外星交战，西斯武士用越看越滑稽的两根激光在一起打，其实和在地球上没什么区别。看完《2001漫游太空》，我不再对别的太空科幻片有胃口，登泰山而小天下。



魔幻类



这类电影我看得不多，只有大鱼 ，一部很美，很静谧，很神秘的电影。主题是父子亲情，儿子在父亲死前追述父亲传奇的一生，所以前半部分可以看为魔幻版的《阿甘正传》 。片中出现了很多场景，其中有很多隐喻，我看懂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我知道它的存在。结尾美人鱼重现，父亲则化为一条大鱼，消失在宁静的湖中，整个画面美得让人窒息。


动作片/警匪片

香港警匪片以无间道为首。香港电影发展到后来的一个趋势是善恶逐渐混同，用传统的标砖很难区分电影中的善恶，于是就有了纠结的内心善恶挣扎斗争。

好莱坞间谍题材的很多，基本上都是揭露万恶的政府。无论情节之紧凑还是动作之精彩，当属马特达蒙《谍影重重》。前两部故事在世界各地展开，可以欣赏一下欧美诸国风情。

爱情片

本人心智尚未成熟，对爱情题材不感冒，唯一有所感触的是黑白电影《罗马假日》，而且完全是因为赫本，只能说赫本太动人了。有人说，真正的贵族没有钱的意识，这话用在剧中安妮公主身上真的是很恰当了。

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繁体书，虽然个别字不认识，但整体还是比预想的简单。


令我遗憾的是，豆瓣最近删除了这本书，看来自我施压反低俗效果就是好。当你不知道究竟什么是低速时，往往会开展更严肃的自我批评。这本书的ISBN号：9889972530，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一下。


一开始看作者易富贤简介，其职业是一位妇产科大夫，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口学家或经济学家，却敢于在香港著述与大陆计生委和整个人口学界，甚至包括从小接受计划生育就是好思想的几亿民众叫板，不论其观点如何，首先凭良知这种实事求是的独立精神值得赞扬，令我钦佩不已。这种独立精神不是哗众取宠，如征收呼吸税等“真知灼见 ”，而是力图还原其真实面貌。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以大量翔实的数据为依托，自圆其说，时不时借鉴马克思经典理论和最高层的某些论断为依据，有时甚至以《人民日报》等为证据，巧妙地使其自相矛盾，戳穿谎言，事实胜于雄辩。当然，可能是矫枉过正的原因，作者的个别观点有些偏差，下文将论及。



如何使一个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能够得到大众认同，这是我最大的体会。虽然这本书在大陆是禁书，但只要读过它，很难不接受其观点。作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主要是：



1. 与读者寻找共同语言。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陆同胞，作者在这点上有优势。第三章中主要借助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指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继承者是马尔萨斯的翻版（这点我不知道是否正确，马老的人品也是好的，至少在官方看来是这样，但其继承者就很难说了），上过思想政治课的人应该对其很熟悉。用意识形态源头破题成功，一下拉近了话语距离。更妙的是，后面不断穿插着大陆几代一把手的只言片语（当然更应该观其行），说的好像计生委是抗旨不遵。



这个写法非常值得学习，就像时下讨论很热的民主宪政问题，争论者很多是仿照西方启蒙思想，其本土化做的很不好，出现“民主不是普世价值”等笑话。再比如人权问题，很多倡议者关注的政治权利在中国百姓中相当程度上还是个陌生的概念。基本上，和官方是我说我的，你说你的，官方老是有意把人权和主权对立起来，举伊拉克等反例造成人权就会丧权辱国的印象。如果启蒙者们能够像易富贤那样，披着官方经典的外衣解释，其效果肯定会好很多，至少在接受上肯定会容易一些。



2. 对计生委批驳力度最大的莫过于第十五章“人工迷雾下可怕的人口现实”，用了大量数字图表论证中国人口根本到不了15亿，有理有据，不信都不行。更妙的是第十章“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了吗”，直接用《人民日报》上自相矛盾的数字，说明计划生育只有负作用。日报的幽默之处在于说谎话难以骗人，说1982年以来的的计划生育到1998年少生3亿人，按每个子女节省抚养费4.8万元计算，3亿人口共节省11.9万亿，相当于1982年到1991年这10年的GDP总和，因此要是十年一个孩子不生，节省的经费不用干活就直接共产主义了。书中说计生委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归于计划生育，这是地地道道的自己打自己嘴巴，弄得计生委里外不是人。类似的笑话还有神七发射前的这篇新闻稿，当时说神七已经转了30圈，实际上当时神七还在发射架上。新闻工作者需要提高自己素质。





3. 书中很好利用了人们对于现状的不满，质问“人口红利”被谁挥霍了，所说的问题也是真实存在的，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分析也很全面，数据翔实，所以我觉得就冲这一点，这本书也是应该看的。



4. 利用中国和印度、韩国的对比，改变了我对印度人口的看法。书中说的很清楚，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也会下降，顶多比现在多1.3亿，却可以有效延缓老龄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劳动力。所以，印度不实行计划生育并不代表着其人口会无限增长下去，其人口结构比中国更合理。中国是提前挥霍了后代的人口红利。



5. 从现实角度，人口减少导致学校合并、破产，这些已在我的家乡露出端倪，所以我相信书中的观点是正确的。停止计划生育，势在必行。我想起了网上的一个笑话,说我这一代上小学时上大学不要钱，上大学时上小学不要钱，死了之后没人埋，话糙理不糙。



6. 书中还写了计划生育违背宪法，违宪的事在中国还少吗？单从保护人权这个角度，就知道了。这也是典型的举起巴掌打自己嘴的手法。


很多内地人没看过这本书，我就把目录写出来，看后也可以了解大意，资料都是很翔实的。



1. 财丁不能两旺

2. 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未来

3. 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错误的

4. 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样

5. 中国人口过多是个流传以广的谎言----中国人均资源真的不足？

6. 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7. 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8. 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9. 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10. 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11. 谁挥霍了中国的“人口红利”？

12. 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

13. 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畸形家庭消费结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14. 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15. 人工迷雾下的可怕人口现实——令人胆战心惊的人口数据

16. 从2002—2005年电力短缺看今后劳动力短缺和学校破产

17. 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先贤精心策划的结果

18. 从全国易氏繁衍看人口繁衍的艰难和民族结构改变

19. 谈性说爱论人口

20. 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21. 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22. 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堆积峰越高越好

23. 船大惯性大，掉头要趁早



总体来说，各章都有可读之处，但这本书也有明显的缺陷。


1.将人口问题泛化，什么问题都要和人口问题扯上关系，这个就有点矫枉过正了。生育确实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就像中国人口多是事实，但不能什么问题解决不好都向人口多人均不足（明明是分配过于悬殊，却要说成是人口太多）找借口一样。

2.作者试图论证中国目前的人口不到十三亿，也就是十二亿多，所以不能中国人多。如计生委那样一味强调中国人口太多一样，一位强调中国人口不多（虽然不是少）也是不恰当的，这两个方面都是走极端。还原中国人口现实，当务之急是提高人口素质，人口数量只是一个方面，但现实中我们这方面确实做得太少。我认为人口问题可以这样总结：人还是那些人，换个角度，你就会有全新的认识。

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虽然6.1%多的GDP增长在中国是十年来的最低值，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个数据却格外显眼。


虽然这个数字离8%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在寒冬中却向寒梅点点，吐露出春的气息来。这个数字使大家多少相信，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刺激方案是有效的。央行第一季度贷款上升4.5万亿，而09年全年计划也才5万亿，这样的数字是不可持续的。再加上股市从最低点较快攀升至2400多点，房价也有上升的迹象，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有点波折。郎咸平认为，这一轮的股市和房市的上升迹象是由增发贷款导致的。企业去年前半年缺钱，但随着政府救市计划的实施，企业实际上已经不缺钱了，多余的钱在这样的环境下，投资无疑只能增加存货。于是多余的钱就到了股市上，出现了上升趋势。这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为什么中国经济非要保八，不保不行吗?


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每年有10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还有几百万的大学生等待就业，没有这个数字不行。有人测算过，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创造个就业岗位。我相信这个数字，这是根据以往数字算出来的。


很多人怀疑中国的GDP数字，不是说太高了，而是说太低了。这和GDP的计算方法有关，无论是支出法还是收入法，进入GDP的都是经过市场交易的活动总量。不进入官方统计的如为偷税少报的收入（不开发票）、黑市交易、行贿受贿、妓院等灰色地带很多都是无法统计的，有人估计这个份额大约占整个GDP的20%左右，30万亿的20%不是个小数目。


与这些少统计相对应的则是各地层出不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人们开玩笑说，政府雇人先挖一个坑，再雇人把坑填平就能创造GDP，可实际上广大人民群众除了少数人得到点工钱，税收被挥霍外什么也没得到，但政绩出来了。以前往往出现各地GDP汇总数远高于全国核算数的现象，但现在国家统计局不再采纳各省数字，所以技术上多统计的可能性很小。


从上面可以看出，GDP本身统计就不准确，年国家统计局调整2007年GDP时，一调就是。这也是个数字而已。请问，这些新多出来的GDP创造了就业吗？提高了人民福利吗？它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可见，单纯高增长率并不能保证我们我们的经济就是健康的，福利就是增加的。


为什么我们要保八？


昨天晚上听第一财经周刊总编何力说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保八除了上面说的因素之外，加之中国经济效率低，比如我们的单位耗能是美国的倍。能源消耗也是计入GDP的，为了赶日朝美，我们只能把摊子做大。


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人所共知，一些有能力（如腐败、钻法律空子、剥削工人、垄断等）的人积聚了8%中的大部分。比如说这部分占5%，那么当GDP增长低于5%时，有能力的人已经优先分到手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在过去30年中,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7个百分点,尤其在1992年经济开始超速增长之后,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9个百分点,增速差距进一步扩大。最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比GDP增长高出一倍以上，做个简单计算，经济增长5%时政府拿走5%（新增部分），经济增长10%时政府拿走10%，这两者对于人们来说福利是相同的，但大多数人相信，10%增长比5%增长要好。意味着其他的人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更严重的后果是，由于信息不对等，人们以为每年那么高的GDP增长率就只有分到手上的这点，他们不知道如果收入合理的话，5%的增长可能比8%增长所带来的福利还要多。在这种定势下，我们只有尽可能加快速度，才能保证使最广大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说句题外话，如果我们每年8%增长尚且觉得不幸福，那么广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不只是发达国家）其GDP可能连我们的领头都不到，他们是不是活不下去该上吊了？

山寨在中国无所不在，从最初的手机，到现在似乎已经无所不能山寨了。甚至有人认为，整个中国就是山寨。对山寨有人欢迎，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草根阶层，也有人站在知识产权角度主张封杀，这些人大部分是或者自以为是精英阶层。

孰对孰错，都有道理。那些有创意的产品则应该鼓励，但怎样算有创意？

思考山寨问题，先不要急于下结论是应该封杀还是应当鼓励，至少应该弄清山寨的本质。山寨存在就肯定有其存在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何力老师概括的最为精辟：山寨的本质是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既然是生活方式，那么就必然能够存在了。更进一步讲，山寨满足了草根阶层想进入却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或者精英生活方式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说它是无奈的，因为肯定没有人在能够进入主流后海继续选择山寨，除非TA想尝鲜。当你有钱去买Nokia的高端手机时，你肯定不会花几百块钱去买一部功能更强大的山寨Nokia。

所以，山寨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个被割裂的社会仍然能够“和谐”相处的重要原因。

举个例子，一个农民工花几百块钱买部山寨手机后，当他的老板在他面前拿出外形也许一模一样只是贵了几千块钱的手机时，他就不会感到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他就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尊严。（我举这个例子没有歧视民工的意思，我爸就是一位农民工。）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山寨，而他又买不起几千块钱的手机，那么他的需求无法满足，心里就会不平衡。
农村孩子上大学买不起真正的名牌衣服，如果有山寨的话，那么他可以买山寨出来的假品牌来当真品牌穿，至少样子一样。

在一个充分山寨化的国家，如果你没钱，你可以穿山寨衣服鞋子，听山寨mpx，打山寨手机，春节看山寨春晚，电脑可以用山寨操作系统，学英语可以听英语翻唱的山寨歌曲，出行可以游山寨景点……总之，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可以山寨，因为山寨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一个各阶层差距巨大的中国社会中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能够理解这点，下次有人用山寨做例子来证明中国人的智慧时，你还会赞同吗？反正我从山寨身上只能看到这个社会的断层。可以证明中国人聪明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偷税漏税到潜规则，何必举山寨呢？组装并不是难题，难的是创新。

如果中国研制出大飞机，我会举大飞机的例子，因为世界上就那几个发达国家有能力造大飞机。
如果“中国芯”能通行世界，我会举“中国芯”，因为世界上就那几家公司垄断着芯片市场。我也可以举老祖宗的例子，比如都江堰，但不会是长城。

抄录M·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关于专制的一段话。

对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给个人带来痛苦。我请求别人替我安排工作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佛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著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原理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林肯也说过类似的话：
What the people having what to the government having right away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

所以，当不幸总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应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怨天尤人，特别是在中国，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家。

题目比较夸张，网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从10亿光年到0.1飞米”，我把亿光年和飞米都转化成国际标准单位制的米，还不用科学计数法，纯粹是为了突出视觉效果。这个贴比较老了，图片是从中科大网站上download下来的，在此一并感谢。

十亿光年，也就是约9,460,730,472,580,800,000,000,000米，一片繁“星”，人类目前所能认识的总星系或者叫宇宙的最大范围。图片上的每个点的光都是10亿年前发出的，从那里传到地球用了10亿年。地球大约形成于40亿年前。



一亿光年，也就是大约946 073 047 258 080 000 000 000米，宇宙看起来还是空空如也，“星”光点点。可是，那些点点斑斑的真的是星么？

一千万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²² 米


一百万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²¹ 米


十万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²⁰ 米


一万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¹⁹ 米

一千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¹⁸ 米。密密麻麻 。


一百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¹⁷ 米。还是密密麻麻。


十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¹⁶ 米。依然密密麻麻。


一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¹⁵ 米。中间这个点是？

0.1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¹⁴ 米。原来是我们的太阳系。


0.01光年，也就是约9.4605284 × 10¹³ 米。鸟瞰太阳系全貌。


下面，就不用科学计数法了。

约9 460 528 400 000米。地球附近的特写。


约946052840000米。高清特写。


约94605284000米。线条变成带状。


约9460528400米。地月系。



约946052840米。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约94605284米。北美大陆，酷似Google Earth效果。


从下面开始进行四舍五入，精确到厘米。
约9460528.4米。密歇根湖。


约946052.84米。初中地理好像学过，密歇根湖下面的这个城市是芝加哥。


约94605.28米

约9460.53米


约946.05米

约94.61米

约9.46米

约0.95米

约0.095米

以上是肉眼可见的范围。下面将进入人体内部的微观世界。
约0.0095米


约0.00095米


约0.000095米


约0.0000095米


约0.00000095米。


约0.000000095米。染色体，但凡人类的细胞，里面都会有23对染色体（46条）。 好象是脱氧核糖核酸。


约0.0000000095米，也就是纳米级的，够小的了，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用纳米技术把图片变大了。


约0.00000000095米。好像回到银河系了。


约0.000000000095米。似曾相识的“星星”，传说中的轮回就是这样。如果不是上面的数字，很难区分星星和电子云。谁又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另一个宏宏观世界的电子云中生活呢？看起来并没什么区别，只是物理规律不一样，牛顿力学在这里就不适用了。


约0.0000000000095米。繁星一片。


约0.0 000 000 000 000 095米。星星稀疏了。


约0.00000000000000095米。黑白变彩色，这就是传说中的原子核了。10的－12次方米叫做一皮米。在0.1皮米的数量级下看原子核就可以看出很多个球球来，它们是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



约0.000 000 000 000 000 095米。花花绿绿的球，原子核的特写 。


约0.0000000000000000095米。质子（也可能是中子）的细部，乱七八糟一大片。未知的结构，未知的领域，


约0.00000000000000000095米，那时人类认识的极限。现在恐怕不是了。一旦我们进入下一个层次，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我们又将会知道什么？



p.s. 为了壮观没用科学计数法，数数字就够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