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过去能让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未来，总结历史可以让人更加准确地把握现在。30年来中国经济大约经历了3个周期，基本上10年一个周期。即从1978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困境，从1992年南方谈话到世纪之交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2002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到这次金融危机。后两次在前几篇文章都有涉及，这里主要说一下第一次。

80年代的宏观经济波动很大，那时的宏观调控机制等和经济理论政策的不成熟，尚不健全，往往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到了80年代中期，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呼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当时，在价格双轨体制下，市场价和调拨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为一批“官倒”创造了大好环境。这些官倒大部分是元老的亲属，为了争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力派对这些投机倒把现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反对改革的。但是，倒爷们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痛恨。

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通过了一系列提案，喊出了“价格闯关”的口号。其中心思想是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进口，缓解国内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当时中国的外汇主要来源于石油和军火。中国是第五大原油出口国，两伊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为军火出口提供了巨大市场。同时，两伊战争导致世界石油减产价格上升，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石油储备。基于两伊战争不会在短期停战的考虑，我们相信价格闯关的方案是可行的。

1985年的9月2日开始，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有30余位海内外经济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在巴山号轮船上召开，与会的包括托宾等著名经济学家。会议主题还是加快价格改革，同时应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自然对决策层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价格放开迅速加快。

伴随价格放开的是人民需求的迅速增长。中国人民的巨大商品需求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一般认为这次通胀是需求和成本上升双重推动引致的。1985年的一根调查显示，1984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国民收入增长了12%，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了22.3%，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货币收入额增长了25.3%，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38%。（见改革记述（7）“巴山轮会议”讨论了什么？）

通胀的后果很严重，社会上形成了抢购风潮，物价上涨难以平息。1986就年发生了学潮。之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在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下，中国开始对经济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再加上后来的一些事情，外国对中国的封锁等，宏观经济转冷，直到1992年后才逐渐复苏，这是后话。

马丁路德金说过，手段是目标的现在进行时，有什么样的手段，就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想这也是他坚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不计手段达到目的的情况。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多么美好的目标抑或愿景，如果手段不是伟大光明正确的，那么结果也很难伟大光明正确。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多说无益，总之呢，无论饼画得有多圆，终究是空的。

空，就是一无所有。





附：崔健：没有选举意识的人是精神残疾

一直很喜欢平庆生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但前提是自己要有智慧”。历史事实纷繁复杂，而且写历史的人各怀动机，于是到今天的历史就显得纷繁复杂，很多人以此为生。


一切历史都是人写的，人们写历史或者口述历史都是在站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上，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立场，于是即使是同一段史实，史论也可以差以千里。所以我们有不写当代史的传统，一切功过留与后人说。纷繁复杂的历史面前需要读者自己去分辨。


读历史始终要有情形的头脑，提防被作者忽悠。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论从史出，但后来有些人变成为史从论出，即为了证明自己的某个观点而去搜罗史实。比如，一部高中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其内容可以归纳为12个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编者不惜用侧面描写如各阶级探索的失败来衬托、做铺垫，以此为标准，再按照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来裁剪史料，从而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从宏观上看，这样是对的，因为成王败寇，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但从微观上看，未必对。仔细看来，历史充满了由小概率事件组成的偶然、巧合，当事人不可能按照某个历史规律去做事，他所做的只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或者应该做的事，仅此而已。一味拔高或者贬低某些人，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是合理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避讳的优良传统，广大网民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

因为伟大的墙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充分发挥出来。诸如“草泥马”等连外国媒体都知道了。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对防火长城还不清楚的可以看下可能吧的这篇文章。跨越防火长城称之为“翻墙”，具体方法可以去网上查。这里着重说一些避讳奇观，写文章要想略得当嘛。

第一次给我以避讳震撼的是电驴，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以前电驴的config文件里面有一个wordfilter.txt文件，顾名思义，就是关键词屏蔽。打开一看，果然很黄很暴力，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令我大开眼界，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要是把里面的文字粘贴出来，这篇文章被禁100次都不为过。只要删除了这个文件，电驴就拿你没办法了。也许是觉得太容易被突破，新版电驴的那个文件里成了乱码，难度大大提升了。

在网上试了一下，仅某邪教就有轮法功、法楞功、发冷宫、法能功等多个汉语版本，还有flg等拉丁字母版、看了令人忍俊不禁。我们的执政党有土共等汉语版，拉丁字母版有gcd等版本。

对于这些避讳奇观，如果你有更多的发现，就一起分享吧！



在我看来，今天的逃避网络封锁和古代的避讳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是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古代文人写诗可能会遭遇文字狱，现代网民写博文可能会遭遇封杀，反低俗的历史还在继续着。



其实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网络审查，但不同的是审查的内容。在中国，搜索引擎协助进行网络审查，比如谷歌会给你说一下：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更恶劣者如百度说都不说，就如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那样：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从这个角度上说，谷歌不如百度，大不了大家一起睡。即使用道德妥协换中国互联网市场，谷歌还是被列入了反低俗的黑名单。

撇开对公民隐私的侵犯（电子邮件审查）不谈，网络审查的直接后果是信息不对称，想让你知道什么才让你知道什么。反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挺悲哀的。

可以预见的是，勤劳勇敢的中国公民一定还会发明出更多的词语来对抗。


p.s 这应该是我敏感词汇最密集的一篇文章，仅供娱乐。

今天给一位初中生的讲议论文时发现了一个有 趣的问题，他练习册上的议论文大约一半都是关于逆境成功的话题，一些甚至有不经历逆境就难以成功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如果让他们在价值观形成时 期树立这样的观点，恐怕励志作用要小于逃避失败，这无疑是自欺欺人。当我告诉他们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顺境中成功时，这位小孩不信：你看，从小课本上的例子 基本上都是关于逆境的。昔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我跟他讲，失败和成功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上面那些例子中的成功与失败都是扭曲组合的。试问，被拘会阻碍演周易吗？厄会阻碍写春秋吗？髌脚会阻碍写兵书吗？我想前者恐怕会帮助主人公摆脱凡世束缚而更加专心，如果文孔子整天因为“成功”忙于应酬还有时间干这些事吗？这就涉及如何定义成功的问题，不做讨论。


事实上大多数失败者因为继续失败并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那些少数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将经过优化组合载入史册或者写进课本，于是你所知道的基本上都是逆境中成功，这 实在是少数代表多数。举个简单的例子，究竟是农村的孩子上大学容易还是城市孩子上大学容易，到那些名牌大学走一趟就知道了。那么究竟是农村孩子上大学轰动 大还是城市孩子上大学轰动大，明显是前者。要是村里有个大学生，估计十里八乡都会知道，在城市中轰动可能连社区都出不了。如果我们拿轰动效应来作为标准， 那么很可能会得出农村孩子上大学更容易或更普遍的结论。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中国，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


我不厌其烦地指出那些文章的立论有问题，遇到了爱迪生“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我给他补了下句“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类似的以讹传讹的名言还有很多。这时他才相信我的话。


后来他到写关于逆境成功议论文的时候遇到了例证的难题。因为关于逆境成功的例子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不具有“普世价值”。想想他们接触的那些外国例子，牛顿、瓦特、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好像都和逆境成功联系不上，贝多芬可能是个例外。我想，中国古代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逆境成功的故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举制度的存在为社会阶层上下流动提供了条件，即使穷人也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统治者也乐于宣传这些先进典型和经典案例，好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劳苦大众也愿意相信，盼望有一天幸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即使大部分状元都是处于书香世家。国外则没有中国这么频繁的流动，特别是欧洲，贵族显得很重要，就像中国实行科举制度以前那样。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严酷的，否则范进中举后也不会疯掉。如果激励后进，这些事情说说也就罢了，问题是我们不断用这些例子来欺骗自己。比如，“多难兴邦”可能只会在中国有市场。难会很多，兴则未必。这就像是在金融危机中呼吁产业升级，饭碗都不保了，还谈什么升级？只怕是“纵做鬼，也幸福”吧。

从初中起我们就知道一个令人骄傲的事实：中国用了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前两天才在《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上看到了另一个版本：中国用占世界40%的农民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同样的事实，但相信后一组数字很少有人知道，因为有人不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事都被瞒着？从数字对比中不难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有多艰巨。占世界40%的农民大约占中国人口的1/3 ，我几年前就是其中的一员。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千年问题，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的大事很少没有农民的参与就能成功的，在时代巨变的紧要关头，往往是农民冲在最前面。无论是在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始终都有农民的身影。60年前的那个改朝换代是农民战争的产物，只不过是借用了马克思的理论包装了一下。31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兴起的，而20年前的那件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则是缺少农民的参与。一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农民调查》为县乡政府的腐败和沉重的农民负担找了一个重要原因，即地方财政收支的脱节。财政分级后，本该中央财政支付的乡村义务教育费用、民兵训练费用等都要地方财政支付，导致地方不堪重负。一方面农村教师的工资发放紧张，另一方面农民要交很多的税费，劳民伤财。维持日常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支出尚且困难，更别说农田水利工程，导致很多三四十年前修的水利工程荒废掉。这肯定是上级政府应有 而未尽的责任。这样一来农民减负问题永远治标不治本。上级也乐于下来抓贪官得民心。好事尽让大官捡了，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有现象。上级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下级却要解决更多棘手的具体问题，比如和刁民打交道等。如果明白了这点，就知道农民们的上访是多么可悲。本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上面，结果下级却成了替罪羊，这是中国政治的特色。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贪官永远也反不完。

令人不解的是，每当中国漂亮的宏观经济数字公布时，人们更多的是归功于领导与政策，很少有人想起农民。如果一个国家有30年在开放的环境下，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市场很大，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环境污染基本没人关心，自身的经济结构比较完整，这样的国家经济不增长才是世界奇迹。

回顾前30年的历史，在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巨大剪刀差为建立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积累了原始资本，这其中有太多的血泪史，大饥荒基本上是在农村中，因为即使农民没饭吃也要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在这30年中，中国积累起的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日后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资源，以至于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的假设在中国基本失效。

改革开放一下打开了消费的闸门，在外资和技术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除了少数年份之外，又一次成为了几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沦为现代化的边缘。经济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政治上又遭遇新的歧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人大代表中，农村选民的实际‘票值’相当于城市选民的1/4 。有人会解释，这是因为农村比城市人口多很多，这样才能保持“平衡”。----难道农民就不是人吗？我尝试着用冷静的语言来写完这篇文章，发现真的很难。

九亿多农民成了我们的最大特色，每当有人呼唤加快改革步伐时，总有人以“中国人口太多”为理由或者借口，于是就有了很多诸如“逐步实现”、“基本达到”等中国特色词汇。比如，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不用“基本”已经无法说话）、基本达到小康等，每当人们疑问自己生活改善太慢，跟不上GDP增速时就会有人拿人口说事。我想说的是，大量人口不可否认是一个因素，但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当为GDP赶英超美而欢呼的时候，怎么很少有人提起我们的大量劳动力，特别是朴实的农民。对人口问题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大国空巢》。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那么多任劳任怨的农民，这次的金融海啸不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要大多少倍。当几千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如果不是家乡农村的那一亩三分地，这样大规模的失业在任何国家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候我们想起农村了吗？毕竟，我们统计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我们控制的也是“城镇登记失业率”。

说句题外话，前一阵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问题因为受到茅于轼的质疑而闹得纷纷扬扬，双方争执不下，支持的有郭凯的质疑耕地面积统计，还有凤凰网的一篇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
我想，耕地粮食安全肯定是要保证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仅靠拍脑袋，这个政策很可能流于事与愿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应对本次危机时，回顾上次中国经济的低谷无疑是有益的。遥想97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只有8岁，那时每天一打开新闻就能听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四个字，幼小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十二年后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请不要误解我，我是说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比当年更加糟糕。当时政府也是出台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救市，即使如此，中国知道2002年前后才完全从通货紧缩中恢复过来并进入本轮经济扩张过程。今天中国的4万亿投资能否像当年一样迅速把中国带出低谷是个很大的问题。具体从以下3个方面可见一斑：


从投资方向看，上次政府的财政主要投向城市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这次则主要是投向铁路、机场、港口和农村，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这次的投资虽然规模巨大，但和上次城市的建设比起来，能直接拉动的规模已经大打折扣。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农村要高很多，开启这个消费比较容易，高速公路作为经济先行官，直接带动汽车等行业的连年飞速增长。而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普遍过剩，单纯投资的边际效用已经远不如当年了。


中国政府通过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委房地产投资打开了大门，从统一分配到自己解决住房问题，房地产行业的起飞带动了50各行业的起飞，其规模约占整个中国GDP的40%，为中国这一轮的经济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出现了房地产泡沫。今天，我们显然不能再进行一次住房制度改革来拉动消费和投资。目前的问题是房地产有大规模存货，大约需要一年半才能消化完。政府注意到了住房结构问题，本次投资的一个亮点是加快廉租房的建设，而廉租房对房地产行业无疑是一个打击。


最要命的是，伴随中国2001年入世而来的最惠国待遇促使国际市场消化着中国巨大的过剩产能，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当时虽有东南亚市场的缩小，但巨大的欧美市场却向中国打开。这次连一向崇尚自由贸易的美国都公开号召优先购买美国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进出口双下降就是一个信号。中国只能依靠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现在很难看到中国居民消费开启的迹象，那么就只有减少产能也就是大量企业的倒闭停产了。


可以说，中国近十年来的连续经济增长是国内外很多有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在这些原来的因素纷纷离我们远去。那么，要重新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还是那句老话，必须转变旧的增长方式，让更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否则，严峻的就业问题、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农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国问题真的很严峻。谁也不知到怎么解决，但拖一天是一天。

如果把中国的问题比作石头的话，要让石头能够漂在水上，唯一的方法是加快石头运动的速度。但是，石头的速度终究是要慢下来的，但愿那时石头的密度会缩小，能够平稳地漂在水上。



p.s.文章部分根据黄泰岩讲课整理

前两天在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读到了赫赫有名的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即该事件并不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事件，而完全是历史的一个误会。有感而发，于是就在在维基百科上查了一下具体经过，如下：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向海军局代局 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指令，派中山、宝璧两舰出海到黄埔救援被匪徒攻击的一艘外轮。军舰到了黄埔后向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回答不知。3月19日下午，由于苏联使团欲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介石调中山舰回广州。蒋介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
3月20日，蒋介石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蒋介石的解释是事有蹊跷，可能是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要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密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共产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中山舰舰长换成欧阳格。

后来蒋介石表示这只是针对个别人，联俄容共政策并未动摇。“西山会议”派给蒋发电报“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但蒋立刻回电表示自己“唯革命是从”，继续反对“西山会议”派。但这显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投下阴影，为一年后的四一二政变打下伏笔。事件之后，当时亲共的汪精卫愤而出国，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共产党想对蒋反抗，被苏联代表压制，事后共产党指责陈独秀对蒋退让。

当时的背景也说的很清楚：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领导人，继续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继续国共合作，准备北伐。1925年11月国民党右翼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容共。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关系不睦，竭力拉拢汪精卫反蒋。

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掌握军权，既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又不愿看到共产党坐大，暂时表示支持汪精卫。


杨天石的著作是根据蒋介石日记得出结论的，而蒋介石日记的历史价值已经得到了公认，这是第一手资料。杨天石认为，中山舰的调动经过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

　　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

　　第三，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而欧阳钟才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只有了解他的这一身份，才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好奇之下，看了一下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说法：




还有百度百科中的一段：

1926年3月20日，开始执行反共政策的蒋介石，设计将中山舰调出广州，随后又以该舰未接命令擅自移动为名诬其阴谋暴动，随即下令逮捕该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展开一系列的清共行动。史称此为「中山舰事件」。

新华网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一段评论：

读完本书，我们不能不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及国民党左派错失良机，未能把蒋介石踢下历史舞台而感到遗憾。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蒋介石确实善于玩弄“大事小做，小事大做”的权经，他确实既能随机应变地发动政变，又能见风使舵地加以收场；既敢于冒险，气势汹汹地进攻，又善于退缩，见 势不妙即拱手求和，将权术施展得淋漓尽致。毋庸讳言，蒋介石也属于汤因比所说的那种有动力的人物，犹如面团中的酵母，只不过，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罢了。


对于中山舰事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能妄下论断，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我只不过是对历史感兴趣而已。这种兴趣只是一种对真相的追求。我时常想，人活在世上，就是要活得清醒一点，否则连自己的过去都说不清楚，纵然享尽荣华富贵，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是我写博客的原始动机所在。




“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同一事件，且不说维基百科，就是同为党的喉舌的人民网和新华网的结论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在写历史书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审慎一点呢？至少也应该给祖国的未来们指出异议的存在吧？

按：这学期选修了代鹏老师的课，很是喜欢，网上找了他的一篇演讲，分享一下。

各位同学，我们在周日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早上让大家没法睡懒觉，占了大家一上午上这个团校，为什么要举行团校？我想马书记已经在他的报告中已经做了 一个精彩的诠释。那么今天这堂课呢，我想大家把笔记本合上，我们不做笔记了，我们来轻松地听一个老人大人和大家聊聊天。

我一直在想今天这堂课跟大家说什么，因为我明天早上就要去援藏了，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呢，我明天就要前往西藏，去西藏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这可 能是我在一段时间里，一段时间里在人大讲的最后一堂课。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年中在人民大学的最后一堂课是在团校上的。我以为我最后一堂课无论如何我应该在七 老八十的时候去跟研究生啊，博士生们去讲一些前沿课啊，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吧。我们确定这个时间的时候和原来确定团校的时候时间安排到了一起，但 是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老人大人怎么来看待我们的大学生活。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大家可能听说过，叫《恰同学少年》，大家当时 正忙于高考和各种各样事务，够呛有时间看电视，因为高考是咱们中国所有家庭 最重要的，也是关系到大家前途命运的一件事情。这是再现我们当年老一辈的先驱们他们那个动荡的时代，为了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未来出路所经过的不懈 努力，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通过他们反映了我们社会反映我们民族这里我想跟大家探讨什么问题呢？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在《恰同学少年》播出之后，很 多人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上大学？为什么要进入人民大学？以前,我给新生们做入学报告的时候，包括给新生的干部们，团校的同学们讲报告的时候,我都 非常自豪地讲:我说人民大学他的学校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我记得在当时啊，我曾跟同学 们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人民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今天这个统计依然十分有效，就是大约87%的学生毕业后在大城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就业。北京就业的学生中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在北京高校中就业率最高的，我们招就处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在北京就业的学生，北京包括 很多区县，在北京市区就业的人我们统计的数据是93%，而还有好事者做了个另类统计。他把某一年就业者的单位在地图上做一个排列，他发现在北京就业的学生 绝大部分在长安街延长线五公里以内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就业的地方都是在国家的命脉，大公司，大企业，大部门，老百姓开玩笑说是大衙门。这似乎是人民大学 很重要的吸引力。在给同学们介绍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呢，同学们很振奋，我自己说完之后也很振奋，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上大学？ 我为什么选择人民大学，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上大学时的很有意思的心路历程。

　　我当年只填了人们民大学一个志愿，我压根就没想去别的学 校，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呢我是文科生，是从云南考过来的，我当年印象很清楚，我出了考场之 后我就和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没问题，今年云南省的文科状元就是我，回到家之后晚上我一同学拿着这个东西来对卷子，我看了第一眼的时候脑子嗡的一下， 出事了，为什么呢，文科的第一场是政治，政治有一张是多项选择是单张，18分，我没有见过这张卷子……我当时惊慌失措，我想这可怎么办啊。后来我母亲很沉 着，冷静地问了一个问题，少了这张18分的卷子，怎么样？我后来想了想，也没太大影响。

　　云南省当时志愿填报也很有意思，我们是考后 报，考后在出成绩之前报，当时的估分也很有意思，我当时的估分和真实成绩只差一分，我当时估分是云南 省第一名，实际出来是云南省第三名，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可以报任何一个学校，北大也在我们那儿招，当时是92年，在这之前发生过一件事，就是在1989年， 发生过动乱，现在在座的很多同学那时候才刚刚懂事，可能有的刚刚才会说话，有的刚刚出生，那么在发生动乱的时候呢，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很朴素的一个想法， 我第一志愿报的就是人民大学，第一志愿进的哲学系，我就填了这一个志愿，后边我写的也很明白不服从分配不调剂。

　　我为什么选择进人民大 学，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到今天也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尊重我的意愿。因为按照我的父母的意愿，要么让我去国政以后做一名外交 官，或新闻学院当一名记者或做一名主持人。但当时我就想去哲学，一个基本的想法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似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可能跟我从 小的发展有关系，我是我们那个时代罕见的独生子，在70年代我们开玩笑说都是波音系列，我是73年7月出生的，别人一问我都说是737。我那时候我父母工 作都很忙，我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功课对于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我在做完功课之后呢我更多的时间在看报纸父母每次下班之后呢都把内部刊物《参考消 息》，《半月谈内部版》呢，我当时就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看些东西，包括新闻联播什么的。八九春夏之交我们发生了动乱，紧接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问 题，首先是罗马尼亚，而后柏林想被推翻了，德国统一了，匈牙利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波兰团结工会最终取得了政权，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 克，南斯拉夫也陷入了动荡，到90年91年庞大的红色政权苏联最终解体。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被现在复杂得多。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国家还能支持多久，在风雨飘 摇之中又回到了最初那个问题：红旗还能打多久？不能说当时我是一个怎样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中国需要有人考虑有人探索，我想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应有这样 的责任，所以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哲学系。

　　在哲学系我过得很快活。课业对我来说有一定压力，倒不是最主要的，在哲学系我学会了思维的方 法。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但我是一个关 心国家大事的人——晚上开卧谈会时也不是在讨论哪个女孩漂亮，而更多的是对社会现象进行了解和议论。95年召开全国学联二十二大，二十二届全国学联大会上 我当选了副主席和执行主席，当时代表北京的学生发表了一篇名为《爱国，成才，跨世纪》的讲话，用爱国指导我们成才，指导我们跨世纪。九五年全国科技大会上 一个响亮的口号提了出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我们以前经验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所以当时作为一个保送生我当时选了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专业：科学技 术哲学的技术社会学方向。毕业论文哲学系老师们都很奇怪，是《知识经济及其存在基础反思》。对于哲学、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到了九七年的 时候，正当我上研究生二年级，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席卷整个东南亚。喜欢看报纸的我发现，为什么金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我觉得这样一个重要的东西，自己不 能不倾力与之，所以尽管哲学系的老师对我很好，一再挽留我，我还是选择了博士阶段攻读国际金融学。我考了第一名，比第二名高出30多分。我的专业跨度大， 每次选专业窗外的风雨声都对我有很大影响。

　　我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我一直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我们当初为 什么要建立这样一所学校，我们为什么要来这样一个学 校。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大学。古人讲得很清楚，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我从来不读亲民，我认为那个亲通新，通 新旧的新，我认为大学之道在新民，也就一个人进了大学之后，他整个人就为之一新，为之焕然一新。不能一个人说洗心革面，但的确是当他进了大学之后，他整个 思想，知识将会得到一次了不起的升华。这是进入大学的核心目的。

　　可能你们当中很多人刚刚告别高中，刚刚告别班主任，告别你们的家庭， 他们都会告诉你说，哎呀，人民大学真好，是吧，以后能当多大官，成为各行各 业的领军人物，能够在各个显耀岗位上作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也许有的同学想得更加的简单，上人民大学就是为了以后找一个什么呢?好工作，我明确告诉大家找到 好工作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呢?人民大学是个很奇特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各个院系都是根据中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各个部委来设计的。一般来说，有哪个部委， 我们就有哪个院系，跟他直接对口。比如说，我跟大家说我们有些很奇特的系。比如说计划经济系，现在叫国民经济管理系。当年计划经济系和统计系是在一个学 院，叫计统学院，统计系已经很明确了，他直接对的是什么呢，国家统计局，当然现在还对保险公司，还对银行等等。我们有些非常了不起的专业，我们有时经常 说，就比如说我当年哲学系，当年中央党校、中央政治研究室、国家政策发展中心、《人民日报》，大量工作人员都是我们系毕业的，最次当年各大学校哲学系主任 大部分是哲学系的。当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长期以来有一个“两个凡是”。在最近的30年里，有2个人对中国社会作出很 大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一个就是当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著名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人大哲学系毕业 的一名同志胡福民所撰写的。

　　我们说，改革开放这30年的一切，或许都可以追溯到那一篇文章。另外一篇文章就是字我们的改革开放经历了 89的动荡，经历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经历了西方社会长期的封锁之后，又有另外一篇文章出现了。这篇文章真正给我们神州大地送来了一缕春风。这篇文章就是《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新华 社全篇转载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他的作者陈锡添同志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们在讲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时，我们不去跟人家比校园。我每次进到一些校园 时，我都在想——北京的高校我也去过很多，我觉得我们学校没有湖光塔影，也没有荷塘月色，在这方圆20公里的中关村里，没有比人大更简单，更朴素的校园， 因为这个学校不是为谈情说爱设计的，不是为了坐而论道而设计的。如果用一句粗话，这个校园不是为了扯淡而设计的。这个校园的任务是为祖国设计的，是为中华 民族的未来而设计的。

　　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北京市的党建评估，在党建评估我们在外面的一个会议中心开会的时候，在写 人民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的时 候，我当时回去之后呢，晚上我自己写了一个东西交给党委，我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说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也是新中国的第 一所新型大学，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发挥着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作用，人民大学的作用是在中 国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系统地，创造性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解答关系到党、国家、社会、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学校。

　 　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一群人，还仰望着星空，还把自己的头脑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他们是人民大学的同学，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校友。在这样的过 程当中，很多同学都会想，那是不是我们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天起，就应该准备作总理，我想不是这样的，办公室里是出不了总理的。有一天我和纪校长聊天，他和我 说了一段令我很深思的话，他说：“代鹏我在想你以后怎么办呢?”我想校长为什么要跟我说这样的话呢?他说：“你看你年纪轻轻，你是人民大学最年轻的副教 授，你是人民大学最年轻的中层干部，最年轻的处级干部，课讲得也不错，这个工作做得也不错，大家对你评价都很好，你现在才三十多岁，你以后可怎么办呢?” 当时是开玩笑说这样的问题，但校长紧接着说了另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是人大以前的优势，但现在是一个极大的劣势——在这届政府、 前届政府，大家发现一个现象：领导人中工科毕业的学生非常多。不单是现代化建设对工程技术急需，而由于我们国家当年包分配，所以工科类学生毕业后留在大城 市的很少。他们都被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最基层的工作岗位，象甘肃、内蒙、西藏、贵州等等。而人民大学呢？由于我们培养的是党和国家急需 的社会管理型的高级人才，我们培养的是大法官、大笔杆子、大经济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检察官，我们培养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决策者，把这些决策者放 到基层去，没用。所以这批人都去哪儿了呢？都在中心城市，都在要害部门。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有哪些人一辈子坐在办公室里没下过基层，就在办公室里一步 一步坐到国家总理呢？没有！温家*宝总理今年五四视察人民大学时说：要想在中国做大事，就必须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而中国社会的实际是什 么？我想那就是基层。最基层，以前是农村，现在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最基层战场。

　　去年，我们有个支教的地方是瑞金，是个革命 老区。我们学校有十几个同学在那儿支教，我去看望他们。到瑞金之后我发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也是一个 我长期以来无法面对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我发现人民大学的校友在地方很难找见，在县一级部门基本上就没有，因为人民大学的校友太优秀了，很快就被发掘 到省一级，然后很快就到中央了。地区一级，县一级很难找到人民大学的校友，很难听到人大的声音。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每年举行毕业典礼 的时候，都有一个重要的仪式：要给那些到西部最基层地方去的同学们开欢送会，给他们戴红花，发奖金，发荣誉证书，还要接受 全校同学的掌声。我记得05年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有5000名研究生和2000名本科生一起毕业，这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我们说要把这7000人中到西部 的人请上来，结果最后出来多少人呢？几个人而已！但西部差距也很大，这几个人中有2个是去重庆，还有2个是去另外的省会城市工作，真正下到基层的几乎没 有。但即使这样，全校同学依然给了他们极为热烈的掌声。我想他们一方面是敬佩，但同时也是多自己人生的思索。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还谈何发展呢?如果说中国的许多大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个好的工作，为了光宗耀祖，那我劝你不要来人民 大学，你到别的学校学些更容易赚钱的专业比在我们这儿要强的多。国外也有许多野鸡大学，有钱你也可以到那儿去读。

　　在人民大学我们发现 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就人性化而言，人大也许是北京人性化最差的大学之一。无论在食堂，教室还是校园，我们跟很多其 他学校都没法比。但这几年我们知道：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大学之大，不在大师；大学之大，在大气！大气体现在什么，体现你系统地关心社会民族发展的最前沿 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祖辈们在延安的窑洞里，在人大的前身陕北公学时，他们的条件没法跟我们这儿比。然而了不起的哲学家，中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政治学 家，他们是站在长条凳上，面对成百上千的学生，用晦涩难懂的方言给大家宣传革命知识。而最终这些人成了未来中国社会的栋梁。当我们以后描述人大有多么了不 起的时候，恐怕不是描述人大的人文社会科研力量占中国的1/7，虽然这在整个世界没有学校能比。而且我们跟有的大学不一样，我对有的大学的评价历来都这 样：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掌声）

　　对于人大来讲，我们培养的是国家的栋梁，我刚才在致辞中讲：做人民满意的大学生，第一，是 做国民表率，第二，是做社会栋梁。国民表率就是说我可 以站起来，顶天立地地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代表，你在我身上可以看到作为现代国民应有的美德，不仅仅是善良，勤奋，诚实，还有融化在我们血脉中 的那些因素。它也许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但是，放眼看去，在人群当中，你是中国人的代表！你具备那些美德，这是人大学生应该具备的。也许你在跨入人大的时 候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也许你进入人大是因为你的分数不够北大清华，但不管怎么说，自从你走如人大起，你就要按国民表率来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你要想到你代 表的不是你自己，而是整个国民。什么叫做国民，它和社会成员有什么区别，社会成员从生下来，不管你是痴，傻，呆，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残疾、智障。你从生下来 那天开始，社会赋于你的权利就是不容剥夺的。但是什么叫做国民，我想，就是说前段时间有个电影《斯巴达300勇士》。看到那个你们会明白什么叫做国民，国 民不是乌合之众，国民是这样一群人，他的权利，来源他所承担的责任。一位资产阶段的政客，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要问这个社会为你做了什 么，仔细想想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一个社会成员的表率，我们是要作国民的表率，我想，这是我们培养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社会的栋梁，我们要有一种气慨，解决中国的问题舍我其谁：除了我还有谁能干，要有这样敢于担当的精神。如果说有一群人站在 一起，大家问说：“谁能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谁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我们人民大学的学生要往前迈一大步，说:“我。”人家问你为什么，你说：因为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这是责任。因为我毕业的那个学校，前面两个字‘中国’中间两个字‘人民’后面两个字‘大学’。”他把中国的社会完全放在自己肩膀 上，完全放在了自己的心间，做一个社会的栋梁。怎么来做，光有精神还不够。必须掌握什么呢？现代的科学，现代的文化，现代的知识。我在去年的时候，到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学习了半年，在大兴，那个地方很利于休身养性，因为周围呢，比较荒凉，没有什么东西。但还是有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XX学院，一个是北京 XXXX学院，我有空就在这两个学校转悠，我觉得他们学校修得真漂亮。北京XX学院是北京比较有钱的学院之一。北京XXXX学院是北京最有钱的市属高校之 一。他校园的漂亮程度你很难想象，举个例子，咱那个跑道是塑胶的，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跑道是什么？是橡胶的，整个是橡胶，纯粹是橡胶，很厚的橡胶铺得，我 们说鸟巢都没用橡胶铺跑道，他们用橡胶铺跑道了，我去了之后转了一圈后，我觉得他们的学生太可怜了。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虽然很美好，但是我去他们的课 堂，偶尔旁听了一下，我们发现由于各方面原因，他们的知识，他们所传授的东西，他们所面临的东西可能专业化的东西多了一些，但是对一个人的眼界，对一个人 的思想，对一个人的整个的性格的塑造和锻炼恐怕是非常浅的。有一次我回到人民大学，当我一回到人民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开车从东门进来，然后 走到逸夫会议中心的时候，看到前面放了一个大牌子，这个大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来我校演讲。在周围的其他学校当 中，你会发现他们学校当中，专业课讲得一点都不会比我们差多少，但是这些学校的同学们是什么呢，他们的那些知识课程，那些素养的课程非常的罕见，而在人民 大学呢，我们大家说在人民大学副部级领导不算领导，我们考虑的不是请一个省部级领导来这里讲课，我们考虑的是哪一天邀请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这学校里边转 悠，是吧？我们说这也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对人民大学来说的话，我们平均每周有两次国家级的论坛，我们平均每个星期有一名部长级的高官来人民大学讲 课，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环境当中，历练出来的人们不仅仅有为社会做大 事业的抱负，他们也有为社会做大事业的能力。我们是社会的栋梁。如果有朝一日天塌下来，谁来顶着？不是高个顶着，是我们人民大学顶着，我们人民大学顶着也 不是因为我们个高，而与其他大学的人在天塌下来的那一刻都蹲下去了。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做为社会栋梁，社会栋梁对我们的要求。

　　第三个 是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文件中公开说的。我们要作时代的先锋，无论是胡富民也好，还是陈锡添也好，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勇于和别人作斗争， 和四人帮作斗争的张志新烈士也好，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些人……人民大学毕业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这些人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里面，很多，很多人是我们的校友， 比如说著名的作曲家严肃。比如说著名的话剧演员朱旭。很早以前演《末代皇帝》的，现在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了，岁数挺大了。还有很多的作家，比如说王小波、苏 叔阳等等。我们在进入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毕业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我们有时开玩笑的说，中国第一个把原子弹从轰炸机上扔下来的那位同志是人民大学 毕业的。而且很奇怪，这位同志是贸易系的，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空军的轰炸机的投弹手。我们1964年爆炸的原子弹，1966年我们第一次实现从轰炸机上设 弹，也就换句话说，爆炸原子弹只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而从轰炸机上投弹则是解决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把原子弹送到关键的人的头上，是投下去的问题，投下的 那一刻，那个最壮丽的那个时间，比十个太阳还壮丽的那一刹那，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来完成的，不是由空军指挥学院，不是由其他学院来完成的，我们的学生很多， 像很多这样的学生各行各业数不胜数。

　　我想，作为人民大学的学生，要有什么样的素质，要有什么样的特长，我和你说，看到人民大学，我每 天很重要的一件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看 BBS，我每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首先也不看人民网，也不看搜狐，马上转到天地人大BBS，我看看十大是什么，看看最近人大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不可能天天到同学们当中去转悠，我自己也有研究生，我自己也有学生，我不可能天天去问他们，我也不可能天天去宿舍里面转悠，我就看十大里有什么，然 后当我看到十大的时候，我看到是第一次受骗，第一次失恋，第一次上当，第一次作弊，第一次被人误解。这样的第一次，或者是恋之风景，或者今天某楼下又有学 生用蜡烛排出一颗心，好壮丽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或者说实在忍无可忍了，或者说严重表扬，严重批评某某食堂，或者严重批评某某澡堂，或者说这也叫人民大学 等等这样的帖子，看完了之后呢，我的心情挺复杂的，但我觉得很正常，这说明这个事同学们与我心有戚戚焉，我们学校还有很多要改善东西。但是在求是论坛中我 看到的贴子呢，我发现很少有真正关心国家，社会这样大的帖子。可能关心国家社会的这些同学们平时可能不到网上帖贴子，或者看到那些浅薄的帖子，不屑于回， 这样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有一次呢，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人民大学这样堂堂一个人民大学的BBS叫天地人大，是吧？天，地，人，关键 要人大，是吧？天地人大这样的一个贴子当中，十大当中尽是什么谈恋爱啊或者食堂啊等等，就是马书记说的，关心食堂比较多，关心天堂比较少，那样的帖子，难 免有点让人汗颜。但是我老跟他们说什么呢，我说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这些事情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天天都要经历的，这很正常。

　　但是更 关键的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人民大学的大气怎么在我们身上体现。如果说一个普通人看问题看到这儿，一个更高一层次的人看问题看到这儿，一个 受过大学教育，被新了民的，明了明德的，知道止于至善的人看问题看到这儿，那么人民大学的学生看问题至少应该看到这儿（手势），我们不是要追求标新立异， 不要哗众取宠，不是要比人要高人一等，而是国家和社会给我们这样的位置，给了这样一个特殊培养的空间，我们有那样的责任，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必须 要有远见，在讲到远见的时候，比如我们给它举一个例子，我经常和合办的同志和其他有关的同志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 前途命运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有一次讨论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我一个观点，当时很多同志很震惊，我说台湾问题分了3个层次，微观，中观和宏观，微观层 次。微观层次是什么，我说微观层次是海峡两岸的互动，是北京和台北之间的，但是这层互动没有意义，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我们影响不了它。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第二个层次是所有台湾问题背后都有一个核心政结，这个症结是什么，美国。我们知道今天所有一切的恶化都源于1999年5月8号，1999年5月8号，我们 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了，美国人宣布是误炸，我们没有办法，你会发现什么叫流氓，这就叫流氓，我把你大使馆炸了，违反了一切已知的所有的国际公法，但是你 能怎么样？这时候又回到了当年，在100多年前，李鸿章在出访德国的时候，德国的陆军总参谋长毛琦跟李鸿章的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这段对话的核心叫什么 呢？“所谓万国公法者，乃小国之事；大国之间，唯有实力”换句话说，实力决定外交。我们按照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也开个轰炸机，把比如说美国驻日本大使 馆误炸了，好像也不行是吧？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实力啊，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美国人流氓就流氓吧，为这个事情两边扔原子弹，拉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好像又不值，但是你发现在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斗争当中，你还的确不是他的对手，他在干什么，他在恶心你，就好比说你在办喜事，他专门把一口棺材抬到你们家门 口，告诉你说抬错了，那怎么办呢？当时这件事情对我们人民大学影响特别深，告诉大学，当年人民大学曾经有一次机会不是这样的学校，人民大学曾经有一次机会 摆到人民大学面前我们没能够珍惜，这机会是什么呢？在90年代曾经有一次波澜壮阔的“合校运动”当中，中央曾经有一个很确定的，已经进入操作过程中的方 案，这个方案已经准备开始实施了，就是以人民大学为核心，将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四校合并。合成了一所“新人民大学”新人民大学占 地5000亩，学生10万人，从2环到3环。我们可以说，理工大学的工科，民族大学的理科和民族学和人文学科，再加上外国语大学的国际类学科和语言类学 科，一旦被我们囊括之后，包括气象学院，青年政治学院等等一系列的学院和我们最终的合并，最终就会诞生一个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亚洲也无可匹敌的大学。这 个学校当时已进入了实施了。四个学校主要的校领导都进入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教育部不任命新领导，就是等着学校合并，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但谁也没有想 到，三颗炸弹投到了南斯拉夫，改变了这一切。为什么？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讲实力的。你就算把自己打扮成大熊猫，别人也不会搂着你回家过 家家。碰到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当时合校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层面改变了。理工大学不再交给教育部，理工大学，北航，南京理工，南航等七所重点院校 继续有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猛烈的需求对他们增加了对于知识科研，国家安全的投资。这样一来，曾经的一个巨大的馅饼从人民大学活脱脱的飞掉了。

　 　我们再讲物理学也好，在讲各种其他问题的时候也好，我们在讲一个问题——蝴蝶效应。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以前有一句话：“一叶知 秋。”我们在看下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高手。这高手见微知著，下一步棋之后，就能换出来后面几步。最关键的是，他不是规划自己后面几步，我也经常在 想，当头炮把马跳，然后再调一个炮，重重炮就能把对方将死。但是问题是你的对手不是白痴呀。你的对手也在变。这是你在想，以不变一万遍，或者说运筹帷幄之 中，决胜千里之外。这需要什么？需要大规模复杂系统的掌握。需要从小就有一种能够整合各种各样东西的能力。秀才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书有万千兵马；毛泽东打 枪不一定准，但他能把800万的国民党军队赶到台湾岛去。这就是大气。

　　做一个时代先锋需要的是是什么？需要的是远见，需要的是前瞻， 需要的是关心前沿。要知道，中国社会正在发展什么。这件事情我知道，我懂。这叫什 么？这叫关心前沿。光有关心前沿还不够，还要有什么？能够针对这些问题，能够做出一些预先的安排，预先的考虑。我们经常在说北京——这两年大家可能发现北 京比较好了。从我进人民大学开始，人民大学门口的那一条路一直在刨沟，今天刨一刨下水管，明天刨一刨下水管，后天刨一刨下水管，已至于很多人说能不能在马 路上装个拉锁，需要的话把管子拉开，把下水管直接埋进去。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可笑的问题：远见，大气，关心前瞻的事物。那么你不能够挖一次很大的管， 下一个很大的管下去吗？人民大学以前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人民大学以前没有下水道。一下雨就淹。原因是什么？当初在建人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设计，东边高西 边底。换句话说，人民大学是个巧妙的自流排水系统。一下雨，水就从东门哗哗的流到西门排走了。当时不成问题。为什么？因为人民大学的西门是田地，排到那里 之后还支援了农业建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地方迅猛的发展起来。我们不要看人民大学地点不大，人民大学的地价是北大和清华地价总合。它们的面积合起来是 我们的六到七倍，但地价没我们值钱。当年我们很荒凉，现在我们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后来大家应该知道，淹的没办法了，纪校长和程书记到任后，咬了牙，狠了 心，干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人民大学里刨——在人民大学下了南边和北边两个主干道，下了两个1.8米的水泥管。这下真正解决了人民大学排水的问题。这大家可 能想不到，你们今天抱怨这，抱怨那，其实在十年前，大家抱怨的是什么？一旦下雨就没法上课，几乎就差划船去了。划船吃水浅一点；骑自行车呢，那水位就高了 点，走路呢，基本只能穿短裤。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什么？要做时代的先锋。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从脚下来做起。踏踏实实的做起。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 候，做先锋的人有一个特点。你为什么能做先锋？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那就意味着可能碰到一个问题：别人没有理解的，你就能理解了。这就意味着先驱者要比 跟随者遇到更大的困难，更大的误解。当第一个人走出那决定性的一步的时候，他背后的目光很有可能是什么？怀疑，不解，甚至是怨恨，甚至是妒嫉。当你做这样 一件事的时候，你做还是不做？我觉得你应当勇敢的跟自己说：“我要做，我要做时代的先锋。”如果中国没有了这样的时代先锋，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 的。我们要有远见，有前瞻。我们要由民族的发展去思考，去探究。我们不仅要看书本里的事情，不仅要关心家事，国家事，还要关心更多的天下事。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你会不会做这个，不在于你会不会做那个。而在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大规模复杂系统的整合能 力。发达国家有。我们是少数发展中国家当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这是很难得的。

　　但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个问题，看待问题浅，还 有看待问题偏。比如我们看待台湾问题的时候，微观层面是海峡两岸，中观层面是台湾问题 后面始终有一个影子。那个影子是谁？美国，华盛顿。所以我们会发现，美国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这是中观，也是中美的互动，但是是不是就到头了呢？有得出一个 这样结论，只要中美把关系搞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只要我们和华盛顿把关系搞好，问题就解决了。这都是一个基本的想法。这想法是什么呢？美国怕死人。只要让 它死几万人，台湾问题就解决了。说这样话的同学是不懂历史。浅薄，如果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的话，只是让你变的庸俗而已；如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的话，那是毁灭 性的。“美国怕死人”这种念头就是害死萨达姆最主要的原因。萨达姆明确告诉美国，我让你死一万人，你就不敢于我打这个战争，他就是抱着这种勇气与美国人打 仗。一打仗就要死人，而美国人怕什么？怕死人。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人怕死人了吗？怕死人就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怕死人就不参加二战了，怕死人就不 参加朝鲜战争了，怕死人就不去越南了，怕死人就不卷入两伊战争了，怕死人就不进攻萨达姆了，怕死人就不用轰炸南斯拉夫了，怕死人早就跟拉登投协了——美国 人不怕死人。这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

　　只要是让我们去探索一切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很关键的。台湾问题不是一个中 美关系问题，台湾问题关系到整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主导下的亚洲政治经济 安全秩序乃至全球的经济政治秩序。或者说台湾的回归将意味着中国的彻底崛起，而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美国苦心经营的亚洲经济政治安全秩序整体性的崩溃。美国 考虑的问题不是从简单的层面来考虑，是从大层面考虑的。当你有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问题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多。前段时间放过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叫大 国崛起。很多同志看着影片的时候很激动，我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看着个影片，看完了这个影片以后，我说了两个评价。第一个评价，这个影片跟整整20年前的一部 影片非常像，大家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影片叫《河殇》。《河殇》的核心是说我们这个制度如何不好。大国崛起这个影片的核心是，说别人大国的制度如何如何的 好。我说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核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什么？到底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还是自古华山一条道？换句话说，我们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搞到了今天，还有没有出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是人民大学学生值得思考的问题：到底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继续搞下去，还是人类历史上只有 一条道路，那就是，自1500年以来，西方国家走过的那条道路，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条发展的道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人说过人民大学特别需要 比，比这大学的排名排在第几位。我说哪个排行榜把人民大学排出了前三位，那个大学排行榜基本可以不看。我们就讲了一件事情，奠定着人民大学的地位。这件事 许多人都不知道，许多的人民大学在座学生都不知道。这体现人民大学的大气。哪一件事情？今年二月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86岁高龄的有60多年党龄的谢韬 教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韬教授在炎黄春秋二月份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听了题目就够吓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篇文章发表了 之后，整个理论界炸锅了。但是你们会发现这是舆论界的事情，这是高手在过招。老百姓怎么样？精力都集中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去了，没有人关注这事件。但是 你会发现，正是这些文章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未来。紧接着人民大学的几位原来退休的老的领导，像周新诚教授等等，分别发表了文章和谢韬教授论战。这是什 么？高手之间的论战，看不见招式，但是能感觉到咄咄逼人的剑气。在这样的论战当中，我作为名共产党员，我不同意谢韬同志的观点。抛开谢韬同志的观点不说， 就这样一件事情，一个人在80岁的时候应该干什么？一个人在80岁的时候，对于我来说，能把话说顺就不错了，能够听懂别人跟我说什么就不错了。在86岁应 该是回家抱孙子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是这样一位老先生，在86岁的时候依然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作了一个根本性的阐释，别人还驳 不倒他，这说明什么？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是一个真正的关心国家社会发展，有责任感的共产党员。这是人民大学的契机。在谢韬同志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温 家*宝同志紧接着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另外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干重大问题》回应了谢韬同志。而在6月25号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大讲 话，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进一步回应了谢韬同志的讲话。什么叫做地位？这就叫做地位，这就是人民大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英国那集的时候，我说大国崛起弱智。为什么弱智？说一个很简单的话，没有牛顿也会有马顿和羊顿，没有瓦特也会有泥特和砖特。为什么？不是牛顿瓦特创造历 史，而是历史为牛顿瓦特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句话，“社会生产一旦有了需要，也就能比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不 由天才创造的，是由社会生产力前进发展创造的。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中国为什么在古代社会长期领先于世界？因为在西方社会还处在蒙昧时代的 时候，我国朝代公元前592年，我们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当西方社会还在奴隶制的漫漫长夜当中痛苦摸索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中国社会为 什么长期领先于世界？不是由于中国的天才，而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整个生产力领先于世界。我们为什么在1800年以后落后了？衰败了？为 什么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一步屈辱的历史？晚清70年的历史是惨不忍睹的血泪史？不是由于中国不行了，而是因为在西方社会已进入到了产业革命，已经进入到了 民主的时代时，中国社会依然停留在封建时代，依然搞的是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所以我们一败于西洋人，二败于东洋人。

　 　我们总觉得那边有个日本，对我们唧唧歪歪，是件很讨厌的事情。我们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我从来不对日本人有什么好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没 有仔细思考一下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什么？是北洋水师的失败吗？是一只北洋军队的失败吗？是李鸿章的卖国吗？很多同志讲这样一点，当年梁启超有一个说法，说 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是由于慈禧太后挪用了北洋水师3000万两的经费，在颐和园那儿大兴土木，结果导致北洋水师在战争中覆灭了。我们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名义领导人，最高的名义领导人，给自己盖了个花园，这个国家就亡了国，那么到底责任在谁？是花园之过，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我们看到邓世昌的军队在鱼雷爆炸当中沉没时，当我们看到那个亚洲第一，世界第四龙虚飘飘的舰队全军覆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 不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失败，也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失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封建社会对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败，是一个农业社会对一个工业社会的 失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一个市场经济的失败，是一个落后的作坊式生产的社会对一个社会大生产的失败，是一个拒斥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对一个勇于开放 的社会的失败，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对一个前进的社会的失败，是一个腐朽的社会对一个蓬勃向上的新社会的失败。国之伟大，不在人多；国之伟大，不在史长；国之 伟大，不在于疆土宽广；国之伟大，在于青年，在于许多人都有一颗像青年人那样蓬勃向上之心，为国家，为社会的前进谋福利。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现象的时 候，我们可能会去思考我们肩上的责任。

　　一个国家怎么发展，今天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社会当中问题很多，矛盾很多，但 是我们第一次碰到一个不起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什 么？这个环境就是自1978年以来到今天，我们的接近30年时间当中，第一次获得一个持续稳定地发展的环境。中国社会没有持续稳定怎么办？怎么前进呢？不 可能，我们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机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提出一个目标：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2020 年翻两番，那么从2000到2020年我们的经济每年平均要增长多少？有没有哪位同学算？没有人算过，我能告诉大家，我算过。到2020年如果要翻两番的 话，每年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低于7。18%。2000年我们GDP是多少？9万9千亿。2006年我们GDP多少？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一亿元人民币。那意 味着什么？原计划翻两番到2020年，翻一番应当是2010年。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就翻了一

番？2006年。我们定的目标最迟在2015年就能够实现。我能 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未来的20年维持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到2020年我们经济规模是2000年经济规模的4,66 倍。如果老天能够对我们好一点，从2020年到2040年我们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不要10%，不要9%，只要7%，那么到2040年，我们经济是多少？就 是2000年时候18.03倍。如果持续下来我们再管老天再借10年，到2050年，也就是建国100多周年左右的时候，这10年我们经济持续发展能和平 稳定，我们不要8%，也不要7%，我们只要6%，那么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就2000年的32.3倍。已知2000年中国的GDP9万9千亿，那么 2050年中国GDP就是320万亿。320万亿很多同学觉得不可能，我告诉你眼光未必很浅，为什么？1977年中国的GDP是5066亿，2006年中 国的GDP是21万亿，1977年全国人民干365天的GDP，从绝对值上来说，只相当于2006年中国的老百姓干7天。这是什么？过去30年当中，中国 经济的GDP扩大了42倍，那么未来呢？要43年的时间GDP扩大30。发达国家是怎么炼成的？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美国的经济如果达到3。25% 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美国接下来持续发展的话，到2050年的那一天，他能够维持3。2%的话，到2050年的那一天中美GDP名义GDP 怎么样？相等的，都是40万亿，世界格局会怎么样？深刻的改变。深刻地改变意味着什么呢？

　　即使2050年中美名义GDP比相等。但是 我们会发展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五倍，因此中国人均GDP依然只有美国的4到1/5。我们齐心协 力再借20年，这20年我们只要能维持6%到7%平稳增长，我们不考虑汇率，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大消息，到2070年中美人均GDP相 等。如果中美人均GDP相等那意味着什么？地球上将出现一个GDP是美国4到5倍的庞然大物。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当中把如 此多的人口带入如此了不起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从来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18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30%，1820年中国的GDP占 33%，19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1%，1949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4.3%，现占世界的5.7%，而美国占世界的29%。如果2020年我 们的战略目标实现了，那么美国的GDP在世界就从29%下降到25%，我们可以上到7%。如果2050年我们的目标实现了，美国GDP会下降到22%，我 们会上升到24%。如果2070年我们的目标实现了，美国GDP会占世界的22%，进一步的下降到8%，我们会上升到40%到44%。那时候整个世界都会 深远的改变。大家可以尽情的畅想2070年这个世界上是你们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九十七岁了，我可以躺在轮椅上自豪地说我把我的一生最壮丽的时间，最美好的时 光都献给人类壮丽的事业：中国的崛起。我相信在座的所有都能够做到，等到这一天，都能够去面对那时的那个世界。讲到这里又可能大家会明白这句话，那句话是 什么？那句话是2002年美国的前国防部长拉美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话：“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是意识形态，他不管变成什么制度，都是 我们的敌人。那些把冷战理解为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的人未免浅薄。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而王者只有一个。如果中国有4000万人口，它将是我们无法 逃避无法选择的天然盟友，但它有13亿人口，所以他永远是我们的敌人。在敌人虚弱的时候把他打倒要比等到他强大起来的时候向他挑战更加明智。拉姆斯菲尔* 德的这段讲话与其说是一个政客对中国的仇恨，不如说是对中国的恐惧。

　　无独有偶，二百年前一个震撼欧洲的小矮子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 一头雄狮只不过还没有醒来，一旦醒来它将改变世界——让他沉睡下去吧。我们会发 现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牧歌般的路程，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很多问题，像三农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前途命运问题……我们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空 前的阶段：人类已知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在中国社会中都不适用。因为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广大、复杂的一个社会结构。这样一个社会如何去发 展，我想答案我给不出来，社会工作者也给不出来，答案在于你们，你们能给出来。我们未来靠什么？不是靠几个县处级干部，靠几个省部级干部或者几个国家领导 人；靠的是千百万像人民大学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学生，通过我们在社会上的领军作用——我们是时代的先锋，我们是国民的表率，我们是社会的栋梁。更关键的是我 们是民族的干将。我们去努力、奋斗，我们了不起，因为我们不仅仅知道怎样去批评，我们更知道如何去找出一个社会发展的前进的道路。当别人都在咒骂的时候， 我们在思考；当别人都在摧毁的时候，我们在建构；当别人都在怨天尤人的时候我们在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

　　做国民的表率，做社会的栋梁，做时代的先锋，做民族的干将，不仅仅有充沛的知识，也有了不起的道德，品德。正如司马光说的：德乃才之帅。；德才兼备者，谓之圣人；德胜于才者，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者，谓之小人；德才均不及者，谓之愚人。

　 　你们在座的诸位，是天之骄子，国之希望。如果人民大学的学生，仅仅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不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学生，他们在掌握知识的同 时，更应该掌握驾驭这种知识的道德力量。你们永远记住，知识对于你们来说永远只是实现崇高理想的工具，而不要让知识反过来成为驾驭你们人格的力量。也许在 最后，我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索。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我父亲给我的横幅，是菜根谭里的一句话，每一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去看到它，我都会问自己所做 的事情是否符合这句话，每当有人来办公室劝我干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时我都会向他指指这句话：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 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最灿烂的时代在今天，最关键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好不 容易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破晓时分，但正 如每个黎明前都有一段黑暗会笼罩社会，当我们用建设性的眼光去探索这个社会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绝望，而是新的桥梁的所在，新的大楼的地基， 是我们这些新人的新的用武之地。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把我们的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让我们大学变得更加充实，让我们大家真正担得起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时代 先锋，去做民族干将。谢谢大家！

转自中国智库

金融危机的影响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就陷入了长期的低迷之中，在更多的年份中经济是负增长的，是典型的“L型”衰退。而且日本已经长期实行0利率政策，在货币政策上似乎没有太大空间。与当前形势不太一致的是日元有升值趋势，这是主要由于当年在零利率下，大量日元被兑换成美元、澳元等货币套利，现在这些债务关系大部分都到期，要求从外币兑换回日元从而造成了升值的压力，这对日本目前的出口有利无害。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国内储蓄率很高，市场有限，这次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贸易萎缩，这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去年第四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实际下降了３．５％，成为日本自１９５５年有ＧＤＰ统计以来的最差纪录。


欧洲的情况前面已经有所涉及。欧洲国家是典型的“小国大银行”。受金融业影响，房价上升剧烈，东欧国家偿债困难，部分西欧国家面临破产威胁，整体不容乐观，将面对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面临一段时间的衰退，之后的情况很难说。

分歧比较大的是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走势。有人认为经过这次危机，美国会陷入日本式的长期低迷。美国消费约占其GDP的70%多，而现在则要靠资产价格支撑消费，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需要大约1.5万亿到2万亿来代替居民消费，而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存在严重的去杠杆化的问题，那么美国可能会通过增加美元供给来走出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全球特别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今年可能占全球GDP增量的一半，甚至是主导增长的唯一力量，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在两三年内能够保持这一趋势，那么世界经济版图就会有很大改观。这当然被看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


但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自身的麻烦还有很多。首要的是出口锐减引起的经济迅速放缓和与之而来的农民工失业问题。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65%，今年出现了罕见的进出口负增长。其实从去年《劳动合同法》引起的企业成本上升到国家适当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民营企业问题就已经在暗暗酝酿，只不过是金融危机以来更加难看一些罢了。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得不再一次举起了4万亿的投资大旗，试图“保八”。争这几个数字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讨论GDP就像是空中楼阁，今年可以保八，但不能每年都这样举全国之力围绕一个数字转吧？再说失业率，我们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恐怕也是中国特色，农民失业不算，城镇失业不登记也不算。把这样的失业率保4.6%以内还是存在很多失业的和潜在失业。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是很落后的，可以预见4万亿的措施会有一些收效。至于美国，我认为还是会有很大吸引力和竞争优势的，可能中国的影响力经过这次危机会有增长，但美国梦继续存在。

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为了那些仅有的报酬而拼命为美国生产生活用品，到头来自己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可实际上，人家就是向我们借钱来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该享受的照样享受，我们则污染了环境，紧张了劳资关系换来了令人自豪的数字。数字不能说明一切，高增长不一定是快速发展，不增长也不一定就是不发展。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是这样的命运吗？难道我们天生就注定我们是低端吗？希望这次危机之后我们不要再走旧的发展道路，更快启动消费，提高生活水平。


关于这次危机的性质也有一些争论，有人认为这次危机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我觉得不会，更大的可能是在金融监管上会有影响深远的创新，这将是一次载入史册的金融危机。




p.s. 文章主要内容根据何华、朱明在人大演讲整理。

很多高人关于这次金融危机已经有精辟的见解，这篇是听了几场讲座后的一些感想，贻笑大方了。






金融危机空前严重



从时间来看，本次危机从07年3月汇丰到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到两房国有化，直到雷曼兄弟破产，AIG国有化，人们才感到空前的恐慌。危机从次级贷款危机、次级债券到CDS，从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到保险公对冲基金，全面打击了金融体系，几乎和金融有关的几乎无一幸免。据估计全世界最大20家银行损失资金近2万亿，直接间接财富损失大约24万亿。历史上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恐怕只有大萧条了，由于二战的爆发，战争需求猛烈上升才拉动美国完全走出萧条并一路繁荣了二十多年。



更令人郁闷的是，这场危机目前丝毫没有转机的意思，甚至没有“见底”。假设危机从发生到结束的过程是对称的，那么从07年3月到现在两年了，也就是说至少还需要两年我们才有可能完全走出来。现实经济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可以肯定地说，这场危机还在继续。

如果危机继续恶化，东欧可能成为下一波危机的导火线，因为这一地区长期借外债来 维持经济运转。而西欧国家则大量借债给这一地区，奥地利在东欧的债务大约相当于其一年的GDP，爱尔兰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这样欧元区内的一些国家如希腊经济恶化导致欧元难以继续坚挺，导致更大规模的动荡。在美国，市政府和乡政府都缺钱，却无渠道发行债券。




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恶化过程

网上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已经很多，对于危机的原因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直接看来，美国金融机构监管不力似乎是直接原因，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在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里，监管者永远没有被监管者收益大，美国那些顶级商学院的毕业生都抢着去华尔街，而很少有听说主动去监管机构的，这就导致了二者力量对比的失衡。当猫追不上老鼠时，这个世界的秩序就被打乱了。

2.华尔街金融创新和由此产生的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就像是一个倒三角形，底部相对很小的实体经济支撑起了上面规模极大的虚拟经济。780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经过层层打包，变成了62万亿美元的CDS（信用违约掉期），金融衍生品链条不断拉长，规模急剧扩张，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次级贷款能够顺利偿还的基础上。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回顾一下美国在90年代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三低一高”，即低通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高经济增长率。前些日子伯南克曾经说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负有责任，这当然激起了国内的一片反对之声。其实细想一下，他的话也不无道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正是中国大量输出产品的时候，大量廉价生活用品出口到美国，降低了美国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这样美国老百姓收入增长更家显著。一般来说，收入增长会增加需求，物价有上升的趋势，但Made in china 阻止了物价的上涨，反而有所下降。那么美国人民多余的收入去哪了呢？应该是流入房市和股市中。这一时期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疯涨，产生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等。同时，美国CPI的下降给了美联储流动性不足的假象，于是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就出台了。

伴随着利率下降的是银行利润的下降。这时以花旗为代表的商业银行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打破了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涉足信贷保险事业，后来克林顿时期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代之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为这次全面危机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许多房地产公司为了刺激低收入者买房而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诱人的优惠条件。比如，让这些低收入者零首付买房。为了打消将来他们还债的顾虑，房地产公司使他们相信，目前的低利率利率在未来不仅不会上升，而且有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当时火热的房地产价格增长速度一定会高于利率，这样那些低收入者就可以在未来将房子卖掉，利用其增值部分来还债或买新住房。按照这种假设，买卖双方都会稳赚一笔。开始时房价格迅猛上涨，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但不要忽略了一点-----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低利率的基础上。

许多银行这时为了利益与房地产公司合作发放利率很高的次级贷款。一段时间后就有银行发现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于是为了筹资，次级贷款证券就应运而生了，而且债券进入流通领域，用于抵押支付等手段，风险开始蔓延，杠杆化日益严重。为了减轻风险，许多保险公司这一时期也办理信用违约掉期服务（CDS），收取少量保险费，当然都想着风险很小。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国际油价的攀升，优惠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房地产价格上升预期一旦形成便会自我加强，大家争相贷款买房。90年代房价平均每年上升3%，而从2000年到2006年房价每年上升接近9%），经济也开始有过热的倾向。伯南克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提高利率，经济形势逆转。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和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利率上升。要知道，所有金融资产都是利率的反比，利率决定了流动性，决定着资产的价值。利率的上升就意味着先前的房地产贬值，事实上，房价从05年底达到顶峰后就开始下降，广大人民被有可能无法顺利偿还债务，违约现象开始增多，贷款无法收回。这时有人为了防止赔本开始卖房，但和前面一样，人们一旦形成房价下跌的预期，就会出现房子越想卖就越卖不出去，价格越来越低的情况。

厄运这才刚开始，伴随着次贷的无法收回，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拒绝接收次级贷款债券，经济中流通着的次贷债券也几乎成了一堆废纸。更倒霉的事那些保险公司，原本投保时公司只接受了很少的保险金，现在则是全盘要求赔偿巨额损失，现金流当然紧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巴马已经向AIG投入近1000亿美元后仍不见起色。


如新浪财经上的一幅图：

一个变量，一个变量改变了世界推动多米诺骨牌轰然倒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3. 过去的15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空前深入，虚拟化趋势也不断加强，任何小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首先是经济流动性大规模过剩，资产化倾向明显。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货币本身成为盈利工具，从事外汇交易或者金融衍生品交易，只有很少部分服从贸易需要。从1981到1990年，M1占GDP的比重从6%上升到14%。每天都有约4万亿美元外汇交换，其中98.9%的交易为纯粹的外币交换。金融产品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对冲基金、主权基金、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盛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货币供给由央行决定的局面。市场参与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私募仅仅占50%以上。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场基本正态分布的情况，市场失灵情况增多。一些人怪罪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水平，当然这是因素，但更像是导火线，即使当初低利率下跌，也是没有多少下降空间的。

总结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原因：

直接原因是美联储从04年6月到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提 高利率和房地产价格的下 跌。

根本原因是美国货币政策由松转紧，金融机构风险意识不够和金融监管的松懈。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经济高度虚拟化杠杆化，以及收入分配不均引起的中产阶级萎缩。

研究生又扩招了，而且一增加就是5万个。 高校成了就业的避风港。如此大规模的扩招，充其量不过是推迟了部分同学的就业，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高等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不是领导拍脑袋想扩招就扩招的，更不能成为社会的避风港。这样直接导致研究生质量的下降。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还指望着这些研究生呢。




我甚至有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将现在所有的二本学校改为专科，专门培养专业技术性人才。前几年一些改名的“大学”视其师资力量可以考虑改为“学院”，二本、三本、专科全部实行免费教学。一本重点大学保留并重点扶持那些研究型大学，培养未来社会的栋梁，可以收取少量学费，贫困学生免费教育。（因为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大部分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很难和那些从小受良好教育的城市孩子竞争，这是现实，作为一个从西部农村考到北京的学生，我知道其中的差距。这样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会上技术性学校，而且是免费的教育，这比现在很多辛辛苦苦上一些二流大学出来找不到工作好多了）。至于那些少数从农村中考入重点大学的孩子，可以考虑学费减免等。大部分重点大学学生都是来自于城市，让他们负担部分大学学费也是合理的。这样一定程度上课以缩小贫富差距，减轻低收入者负担，同时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大力鼓励私立大学的发展，规范职业教育，如一些“独立学院”。保留高考制度，保证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高中以前的教育模式一定要慎重改革，首要的是保证公平，对于高等教育则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可以赋予高校以更大的自主权，适当发展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向GMAT考试方向发展，想读研究生的不仅仅是花些时间努力一下就能考上，这种制度应该选拔的是那些真正选拔那些有志于科研事业并有着天赋的人才。严格研究生办学条件，大部分不具备研究生教育的学校取消其研究生教育资格。最终让所有的学校办出特色，杜绝一味盲目追求一个模式的大学发展模式。


当然，这需要大量的教育投入，也涉及很多利益既得者，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08年2月24日到今天电脑买了一年多了。根据学校网络系统的统计，每月上网时间都在150小时左右，接近国家规定的精神病标准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用电脑最多的还是阅读博客。最狠的还是刚开学那一阵，积攒了一个寒假的博客要解决，而我又不忍心Shift+A，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结果：

这些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社会、互联网和经济三条线展开的。

在社会和政治新闻方面，08年刚好又是多事之秋，在众多的新闻事件中，广大博主见仁见智，令我佩服。社会、政治新闻类以牛博网和一五一十为代表，抨击邪恶政府，伸张正义，在雪灾、西/藏事件、汶川地震、杨佳事件、北京奥运、三聚氰胺以及一些重要纪念日等事件上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表现了网络在启蒙民智、传播民主思想上的作用。从小部分精英的主张到大部分网民的共识，这是社会的成熟与进步，也是中国的希望。尤其精彩的是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包括《炎黄春秋》杂志也参与进来。

但是其中仍有不成熟的一面。当追求民主自由成为共识的时候，其中也不乏激进者。民主自由似乎已经深入人心，谁要是稍有异议，便是政治不正确。其实这就有点过头了。人们倡导自由，向往自由，这当然是值得尊重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地震中的范跑跑，很多人之所以支持范跑跑，一方面是因为他能在博客上公开为自己辩护，敢于像传统观点挑战，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批评者以卫道士自居，满口仁义道德，尤以凤凰卫视上播出的那段为甚，让人们感觉到对于虚伪的厌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重的是对于一贯虚伪的反对，从这种反对中引发除了对范跑跑的赞赏。但是如果把这种赞赏理解为对见死不救，特别是无视老师保护学生的责任时，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极端情况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就会横行。

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的正统观点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现在这种观点似乎只能在教科书上找到了。人们厌恶这种一面满口仁义道德，另一方面行自私之实的伪君子行为，不知道几千年来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

言归正传，我给博客起名“呓语成谶”，是希望自己一些像说梦话的想法不至于真的成为梦话。很多人过了一辈子都会有“人生如梦”的感叹，这不是偶然的。也许人生真的就是这样。

下面是我制定的写作原则：

1.争取原创，除极个别情况外不得转载。之前看过一篇报道，说三分之一的中国网民根本不创造内容。当然没人想成为那三分之一，原创就是为繁荣互联网应尽的义务。

2.不盲从，不无病呻吟，一切经过自己思考。理由同上条，互联网的价值就在于各种不同意见能够平等的对话（当然现实中没有绝对的平等）。上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同时我认为写博客是最好的锻炼思维能力的方式之一。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在校内等实名制SNS上写过日志，就是觉得这种SNS只适合于熟人互相联系用，至于交流思想显然不能让人满意，更何况有那么多五毛党之类的东西。

读到好的文章好的书自然会击掌叫好，听完一些好的讲座也会按捺不住来分享，有时也会有一些想法会记下来,还有一些文章是对互联网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看法。这些是我博客内容的主要来源。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仍然会看到这篇博文，那时的我会是怎样的呢？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博客将记录下我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