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坐地铁5号线时看到地铁电视还在播放着奥运会马术比赛的宣传片，上面还有08年的比赛时间，让人感慨万千。

奥运过去都快一年了，这些喉舌还没有忘记宣传奥运。奥运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事前大事宣传可以理解，但九个月后还这样念念不忘就有点太过了。这九个月来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情，难道都没有一届过去的奥运会重要吗？经常念叨奥运会，生怕别人不知道中国已经举办过奥运会，这种行为和怀念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一样，“我祖上比你富多了”，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没有那么健忘。只有摆脱这种怀旧的心态，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这是一部关于谎言的电影。看完《罗生门》，我相信人都是自私的，特别是没有人会发现你自私的时候。其实影片中其他人说谎都我都能理解，就是死了的武士说谎我无法理解。人死不能复生，当他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时候，他也会撒慌来维护他那点最后的卑微的自尊，把一腔仇恨洒到他鄙视和鄙视他的女人身上。且不说影片反映的当时武士阶层没落的事实，最后武士和强盗分别成为了伪君子和真小人。无论诚实与否，两人都是真善忍的反面，所以在强盗的谎言中，为了衬托他自己的伟光正，两人竟会惺惺相惜----我们都是好汉，只不过我更“好”一些而已。在樵夫比较可靠的叙述中，强盗和武士确实是结成了统一战线，只不过是在女人的激将法或者之下两人都觉得很自卑，所以本能的打心里厌恶她。在强盗让女人 选择何去何从的时候，女人示意两人决斗。武士为了表明自己对她的不屑并斥责女人在两个男人面前献丑，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不愿意为女人冒生命危险。强盗鄙视 女人说弱小的女人只会哭，女人仰天大笑明白了武士的虚伪可恶，甚至不如强盗。

片中唯一完美的是和尚，他认识到了世风日下的危险，其实世风从来就是这样，人性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自私的，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由于被别人认为自私的成本如舆论压力等太高，所以我们会不选择自私。扪心自问，如果像电影中的那样，自己说过的话无从验证正确与否而说假话有对自己大大有利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说真话吗？也许这时只有宗教是唯一的制约。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爱说谎的民族，至于其原因，我想和日本一样，历史上受到儒家“克己复礼”信念的影响，近世又为集体失忆，结果号召人人说真话，结果可能只是大家都说假话。

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挑战英格兰银行的无上权威。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但索罗斯1992年通过狙击英镑，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本来想自己写一篇其中惊心动魄的过程，却发现乌有之乡上的这篇《世纪豪赌──乔治·索罗斯与英格兰银行的英镑攻防战》，写的很好，我就不献丑了。


原文比较长，我这里只是节选其中背景部分。


一、战争的起因（背景）
　　　　

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如果以上计划能够顺利完成，欧元将成为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超级货币，欧盟十二国的资本市场将实现无缝接轨，资本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有望从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中夺回过去几十年丧失的大片领地。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法改变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所以只能是一个先天不足、命运多舛的条约。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德国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保守党执政的英国则陷于衰退的泥潭；南欧的意大利的经济形势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人显然知道，欧洲货币的统一只会加剧德国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货币机构”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战战兢兢，疑虑不已。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英国要求欧盟各国承认它“有不参加统一的欧洲货币”，也就是说，当欧元在20世纪末建立的时候，英镑会继续存在下去，英国的中央银行也将继续制订货币政策。　　　


英国政府走的是一条前途未卜的折衷路线──如果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这个机制），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又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一旦发现前方的水太深，还可以及时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荣孤立”的碉堡中去。　　　　从今天看来，英国政府的决策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时机选择的相当错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前，英镑已经处于严重被高估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经济非常不景气，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它的货币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如果英镑出现异常的贬值或升值，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英镑汇率的义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所以，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解救萧条中的英国工业。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这个数字无疑太高了。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这又给英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面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加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利率，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加息，无疑将给英国低迷的经济加上最后一块无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一旦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英国最好的出路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可惜德国人并不想帮英国人这个忙；其次是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的贬值，等到英国经济复苏之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区间，可惜欧洲各国几乎不可能同意这种请求；再次是坚定不疑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先稳定住目前的局势，让全世界的金融投机家明白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这样至少可以维持英国的信誉。但是，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是不可能有这种魄力的，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梅杰首相完全缺乏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后被人们称为英国历史上的最差首相之一。　　


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蜇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缘认识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因为他们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他们低调，他们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而且他们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从事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他们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精简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　　


直到1990年代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在1992年，保卫英镑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英国中央银行，而是与英国共同处于欧洲汇率机制之中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德国的中央银行。仅仅凭借英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维持在1比2.95的高水准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以支撑如此昂贵的英镑，所有的金融投机家也都知道英镑有贬值的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狙击。虚弱的英国经济没有多少血可流，但是只要德国愿意为它流血，英镑就是安全的，伦敦不会沦陷。　　　　


历史具有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五十多年前，当德国人轰炸伦敦、企图打垮英国的时候，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慷慨解囊，通过《租借法案》挽救了英国的命运；今天，当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企图打垮英镑的时候，英国人却要指望德国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1992年正是德国春风得意的时代，分裂多年的两个德国已经统一，全世界都预测一个强大、繁荣、举足轻重的德国即将出清b，欧洲将毫无疑问地在德国的主导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融合，甚至最终合为一体。刚刚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际上又加强了德国在西欧的中心地位，但是也在德国的肩上加上了一副枷锁──如果英国、意大利等经济萧条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德国必须承担主要的防御工作，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德国人曾经多次以战争的方式谋求欧洲的领导权；现在，经济的繁荣使德国自动获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可是它现在才发现这个担子实在太沉重，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东德重建的关键时刻，原西德的经济实力虽然非常强大，也难以应对“两线作战”的难题。1992年初，德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趋势，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德国中央银行决不可能在此时降低利率；随着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潮，通货膨胀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马克利率还有增加的空间。马克的每一次加息，都伴随着英镑的一阵颤抖──英国中央银行多次请求德国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国降低利率，从而刺激英国的出口。但是德国人在多次权衡利弊之后，一再拒绝了这种要求。伦敦正处在异常尴尬而脆弱的境地。　　　　


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早已开始质疑英镑汇率能否维持下去，甚至质疑英国有没有必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刚刚结束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权，对英国经济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调整，采矿、重工业等陈旧的工业部门受到严重打击，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还导致了严重的失业；这个国家处在经济转型的脆弱时期，如果不能及时降低利率和汇率，萧条无疑将一直蔓延，直到不可收拾。英国商界领袖联名上书首相梅杰，要求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低到1比2.60，同时将英镑利率调低3个百分点，即从10%降低到7%。仅仅三年之前，英镑利率还处于15%的骇人听闻的高点（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房地产泡沫）；现在，即使是7%的利率，恐怕也无法对英国经济起到足够的促进作用，何况是 10%!　　　　


8月中旬，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了政府的态度：“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退出汇率机制，松动利率，事情将更槽，英镑将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将十分严重…英国不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但是英镑汇率已经下跌，从年初的1比2.95 跌到初夏的1比2.85，又跌至8月下旬的2.80左右。欧洲汇率机制规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得低于1比2.778，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接近了。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交易的国际外汇市场上，大规模进攻随时可能发生，伦敦距离沦陷只有一步之遥。　　　　


直到此时，一些看好英镑的投资者仍然天真地认为，德国会在关键时刻出手帮助英国，它不会坐看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成为金融投机家的牺牲品。但是，乔治•索罗斯和那些头脑简单的投资者不一样，他从来不轻易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这就是他能够赚到那么多钱的原因之一。他并不关心英国人说了什么，而是更关心德国中央银行的态度；德国人的暧昧态度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对维持英镑汇率既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让英镑继续留在欧洲汇率机制之内，或许会对欧洲经济一体化更加不利，因为一个不稳定的英镑会让整个欧洲货币体系都变得不稳定。所以，牺牲德国利益维持英镑稳定不仅很危险，而且不值得。　　　　


8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财政部大楼前发表了措辞最严厉的演讲，这被视为对金融投机家的最后通牒；“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莱蒙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就在讲话当天，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买进了33亿英镑，以显示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问题在于，33亿英镑就足以抑制全世界金融投机家的热情和欲望吗?如果继续试探下去，英格兰银行还能拿出多少钱?　


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挑战英格兰银行的无上权威。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它的意志就是不可抵抗的法律；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当年的辉煌，英格兰银行的威信却仍然令人望而生畏。在调节市场、抵抗混乱方面，英格兰银行拥有最丰富的经验，今天呼风唤雨的美联储只是它的一个晚辈门生而已。所以，只要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英镑就理应不会贬值，不需要其他论据。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莱蒙在同一天的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发表的另一篇简短的演讲。他说：“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　　　　


什么意思?如果各国不再一致行动，汇率的剧烈波动就将难以避免，时间的延误和各国政策的分歧将纵容金融投机家的冒险，事实上使欧洲汇率机制失去对市场的控制能力。索罗斯反复研究着莱蒙的这些言论──他是在为英国留出后路吗?或许，他此前的严厉言论都只是虚张声势，伦敦已然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金融投机家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众多的国际热钱涌向马克等可能升值的货币，英镑则成为卖空的绝佳对象。但是，财政大臣莱蒙很快在9月初驱散了关于“英国是虚张声势”的谣言──他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75亿英镑的外汇，全部用于对英镑汇率的稳定。虽然75亿英镑相对于几百亿英镑的国际热钱来说是渺小的，但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态度使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要不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的演讲中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息：“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听到这番铿锵有力的宣言，一些对冲基金开始准备获利了结（虽然获取的利润不算很多）。现在，英镑汇率比起年初的1比2.95,已经贬值了接近6%，对于一般的金融投机家来说，或许是收手的时候了。　　　　


可惜，索罗斯不是一般的金融投机家。事后他对记者表示，他从来就不相信梅杰和莱蒙的演讲。“他们的理由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而且，索罗斯非常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本能，现在，经验和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增加赌注，而不是撤退。　　　　


9月10日，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英国人的肩膀上，索罗斯等到了他守候近两年的进攻信号：《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的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他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这种暗示已经足够了。　　　　


德国人已经抛弃了英国。德国人解除了他们对伦敦的保护，使这个金融中心完全暴露在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凶猛火力之下。现在，英格兰银行成为了伦敦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是摇摇欲坠的防线，他们赖以救命的“75亿英镑”国际援助资金好像还没有到位。


二、具体经过（以下部分转自金融界）


1992年9月中旬，危机爆发。市场上到处流传着意大利里拉即将贬值的谣言，里拉的抛盘大量涌出。9月13日，意大利里拉贬值7％，虽然仍在欧洲汇率体系限定的浮动范围内，但情况看起来却很悲观。这使索罗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成员国最终将不会允许欧洲汇率体系来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这些国家将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2.80，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仍未能挡住英镑的跌势。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一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仍收效甚微，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



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英国人把1992年9月15日——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日子称做黑色星期三。 索罗斯却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曾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索罗斯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已接近10亿美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使他的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





我的看法：


索罗斯与巴菲特同为传奇人物，索罗斯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巴菲特则更关注公司经营状况。这次金融危机中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也赚了一笔，巴菲特去年则传出损失136亿美元的消息。所以，索罗斯只是少数中的少数，是在危机中大显身手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危机索罗斯很难发财。

以下内容根据代鹏讲课内容整理。


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很多美国民众都把他当成金融危机的救世主，民众在他当选后的疯狂程度简直和文革中的红卫兵有一拼。但他当选几个月来的美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的意思，现在只有印美元一条前途未卜的路可走。

要分析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最简单的是回顾一下曼昆《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经济组成等式：

Y=C+I+G+X=C+S+T+E

前一个等式是从收入的角度衡量国民经济的构成Y，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支出，X表示出口。后一个等式是从支出的角度看国民经济的构成Y，C表示消费，S表示储蓄，T表示税收（基本代表政府收入），E表示进口。

把上面的等式稍加变形，即可得到

（S-I）+（T-G）=X-E

表示一般情况下，一国净出口(X-E)应当等于净储蓄(S-I)与政府财政结余(T-G)之和。

美国目前的危机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发展道路的必然后果，是一种典型的“富贵病”。

首先等式的右边，美国长期以来贸易逆差巨大，08年达到。而且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可能出现足够净储蓄或财政结余来扭转这一贸易逆差。

首先净储蓄不可能大幅增加。因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的基本特征是高消费低储蓄。在前面我已经说过，美国的高消费由来已久，因为中国、日本等顺差大国的长期存在，美国只需消费产品然后支付美元，而美元又通过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美国。如果实在没钱花了，美国可以印美元到外国买东西。如果说以前美国人民低储蓄是因为前景乐观，什么事都有政府最后买单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因为危机收入减少，即使想存钱也没钱可存。至于投资的减少，在危机中这个更难以实现。
其次财政赤字不能消除。今年预计财政赤字将达1.8万亿美元。

美国经济空心化严重，也就是说美国的大部分实体经济都已转移到国外，其GDP中84%为第三产业，14%为第二产业，2%为第一产业。就第三产业来说，超过GDP 55%的是金融和支持金融的相关产业。美国的税收以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和企业所得）为主，这次危机的重灾区是金融及其相关产业，现在大部分为亏损状态,如果再加上以汽车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亏损状况，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的个人收入减少，意味着美国的所得税即绝大部分税基受到威胁，美国政府的常规收入在危机期间锐减。发行国债也可能没人买，除非美联储最后通过银行购买国债，相当于增发货币。
至于财政支出减少更不可能。失业势必需要大量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另一大头国防支出在危机中关系大量军工企业生存也不可能减少。

所以，未来美国净储蓄为负，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都难以转变。进一步地，美国失业率很难降低，国际收支难以平衡，美元持续疲软，经济难以增长。那么奥巴马还有希望吗？

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看这篇《美国会破产吗》

既然在blogspot上安家，就要勇于面对被墙的风险。只是，我不忍心才安家不到3个月就被墙，还是刚有持续流量的情况下。

很多好东西，其实和让政府敏感的政治问题并无直接联系，也拒之墙外，就像Feedburner，之前Google的命运一样。虽然阶级斗争在我国已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此言得之。

在这个被墙的日子里，我只能说：强烈鄙视伟大的墙，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但是，我仍会坚持更新这个博客，以此表示对GFW无声的抗议。

以下内容根据代鹏讲课内容整理


上面说到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二是美国的大力援助（似乎是为了给旁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证明资本主义优越性）。这种经济发展道路被总结为“东亚模式”。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经济几乎与中国同时快速发展。与中国一样，泰国发展经济也面临资本短缺的问题。在引进外资上，中国采取了转让产权（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等），风险与收益由外商自负，不存在还本问题。泰国则直接采取借债的方式，这样就面临着还本付息问题。

这里得说一下日本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灭。和这次美国的情形有点相似，8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当时日本曾有“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土地出租给美国人住。”的豪情壮志。日本银行经过经济高涨时期房地产高潮后，面临着资产中房地产比例过高而导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银行盈利水平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大财团改变了过去在欧美扩张的战略，把资金以美元形式转移到国内兑换成日元，导致日元升值。1985年底，汇率从1美元=240日元降到1美元=200日元，甚至升值到1美元兑140日元的地步。结果往往是以前扩张时投入了240日元，现在公司收缩时只能收回140日元，进一步增加了银行坏账，日本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为了增强流动性，日本央行实行零利率政策。

90年代以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鼓吹下，泰国俨然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范。为了便于进出口贸易，泰国央行把泰铢和和美元挂钩。为了吸引外资，泰国政府实施了金融自 由化改革，取消了利率上限，实现了利率自由化；取消了对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解除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实现本币的自由兑换；开放了资本市场 等，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入泰国。同时，泰国央行还希望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这违反了蒙代尔铁三角，灾难即将来临。

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泰国央行提高了利率，在汇率和美国挂钩稳定的情况下，泰国和美国的利率差就吸引着国际资本在泰国存款，获取差价。大量美元兑换成泰铢导致经济流通中泰铢增加，给了泰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治理国内通货膨胀，泰国就要进一步提高利率，这样进一步增大了泰铢和美元的利差，反过来吸引了更多的美元兑换成泰铢，导致进一步通货膨胀，泰铢就这样进入了恶性循环。

如果把视角扩大到日元不断升值的日本，游资可以在日本用较少的日元兑换美元，然后把美元存入泰国银行，取得利息后到日本兑换成日元，这时的日元已经升值，可以换取到更多的美元，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三角套汇”。

一般来说，一国通货膨胀意味着该国货币贬值，但泰国当时的情形却是升值。不断流入泰国套利的美元要求兑换成泰铢，给了泰铢升值的压力。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国内贬值的同时国际上升值，而且还是自由流通的，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加上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泰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经常项目逆差急剧增加，外汇储备有不足的隐患，这对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后来国际游资冲击泰铢留下了可乘之机。

但泰国当时显然对形势过于乐观，WB和IMF也认为形势大好。1995年，泰人均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世界银行将泰列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到了1996年，泰经济增长率仅为6.9%，为过去13年来最低水平；外贸出现严重滑坡，增幅猛降到不足1%；经常项目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3%，通货膨胀率也上升到6.2%。

在这种情况下，嗅觉敏锐的索罗斯已经闻到腥味，他断定泰国外汇储备不足。加上这时泰国央行刚好又有卖出美元的优惠政策，索罗斯计划借入大量泰铢，只要在归还前逼迫泰铢大幅贬值，从而只需少量美元即可还泰铢。

事实就是这样。1997年2月，索罗斯带领国际游资对泰铢发动第一波攻击，大量借入泰铢，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美元。泰国中央银行运用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平息了这次风波，双方打了个平手，泰央行以为索罗斯到此为止，但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索罗斯还先后在多家刊物发表文章，论述泰铢必然贬值，制造市场恐慌。《法兰克福汇报》也认为“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泰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大举进入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资金疯狂撤退，泰铢贬值压力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恐慌性抛售。市场一旦形成泰铢贬值的预期，泰铢真的贬值也就为期不远了，因为大家都会卖出泰铢。到1997年6月底，泰国外汇储备下降300亿美元，失去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到了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盯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点像中国），当天泰铢汇率最低曾达到1美元兑32.6铢，贬值幅度高达30%以上。

这下索罗斯的预言成为了现实，墙倒众人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放弃了先前对泰国经济的赞赏，反过来论证其经济体系中的漏洞。

以往人们会总结发展中国家过早开放货币自由兑换的陷阱云云，其实这一切都是蒙代尔铁三角注定的。蒙代尔铁三角也被称为“蒙代尔不可能”（Mundell Impossible），泰国先前谋求稳定汇率、自主货币政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要把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注定要碰壁。这从泰国通过提高利率政策引起国内通货膨胀伴随泰铢升值的怪圈中就能看出，治理通胀要求泰国央行提高利率，而稳定汇率要求降低利率，要想解决这一矛盾，泰国就要或者放弃和美元挂钩的稳定汇率，要么控制泰铢的自由兑换，这两点都是泰国不愿意选择的。

但经济规律不可违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泰国最终选择放弃稳定的汇率，出口导向的泰国经济也遭到沉重打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一方面感到了外汇储备的重要性，从此外汇储备雪球般越滚越大，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简直成了香饽饽；另一方面继续禁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按张五常教授的说法，搞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条件是没有外汇管制，这对中国来说是个的确是个挑战。虽然今日中国整体实力优于当年之东南亚，但我们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即使不知道要摸到什么时候为止。

一年前的今天，半个亚洲地动山摇。温总教导我们，多难兴邦。

一年过去了，整个国家“兴”得如何？似乎不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难还不“足”以兴邦？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灾难出政绩，一将功成万鬼哭。

好莱坞电影主题其实都是很主旋律的，其反应的主题大致包括：

歌颂个人英雄主义

歌颂个人通过奋斗取得成功，实现“美国梦”

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对比一下，美国电影反应的主题恰好是我们这个社会号召大家去做的，但大家往往对宣传很反感，却很喜欢好莱坞电影，这是问什么？

以下内容依据代鹏上课内容整理。

一切还得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说起。这个命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核心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理论，简单说，就是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地区）通过借外债发展国内经济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进口的依赖是行不通的。其主要依据在于一旦发展中国家与宗主国脱钩，使用自己货币金融体系，很可能面临支付危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像中国这样的封闭环境下的完备工业体系，即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借的外债用于国内生产和消费，外债到期前的短期内基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摆脱对外依赖，结果就要通过在国际市场上贱卖原料或初级产品来还债，几年发展的结果都被用来还债，其结果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是除了中国、印度等大国和亚洲四小龙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命运，无论是拉美陷阱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形态是典型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战时经济，以钢铁产业、母机制造为代表。改革开放就像打开了蓄水的闸门，活力一下被释放出来。很多人抱怨我们所有权改革滞后，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恰恰是从劳动成果所有权改革为起点的，其典型代表便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劳动成果所有权改革看起来，当时吸引外资的条件是相当丰厚的。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得一般包括四部分：给国家的税、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给工人的工资和资本所有者的利润。中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要求外资的地租回报很低，使用权70年不变。在税法上外资又享有超国民待遇。而且当时外企工资是非完全工资，不像当时国企那样要背负社保、退休金等沉重负担，这样算来到中国办厂成本低得惊人。

再说花旗

美国最优越的地方在于，全世界以美元为结算方式，这样美国就可以做到外债内债化，美国只需借美元然后还美元，如果没钱还可以自己印一些。

再说蒙代尔铁三角

蒙代尔铁三角也叫蒙代尔不可能，是指对一个国家而言，独立货币政策、货币项目可兑换和稳定的汇率三者之中只能任选其二，不能三者都具备。比较典型的形态比如：

中国：独立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美国、英国：
香港地区：汇率稳定，港币可自由兑换，但其货币政策完全取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要求美国和香港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周期相同。

实践证明，蒙代尔铁三角不可违背，试图突破铁三角的反例典型的有92年的英格兰银行和97年的泰国，两者都被索罗斯狙击，分别导致英镑脱离欧洲货币体系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很多人呼吁加快人民币市场化改革，让人民币成为和美元一样的可自由兑换的世界货币。根据蒙代尔铁三角，这样我们要么选择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就像香港那样，要么放弃稳定汇率，就像美国、欧洲那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依赖外贸的国家而言，这样无疑是对经济的打击。其实人民银行倒是一直希望开放人民币项目自由兑换，因为这样央行可以放弃稳定汇率的工作，专心治理通货膨胀，倒是国务院不同意这样。

五四九十年了，又是一个逢十的纪念日。网上掀起了纪念五四的热潮，党、团、政府、大学生、知识分子……各种立场、各种观点五彩缤纷。

五四精神是什么

人民网有文《纪念五四精神 让青春之歌永远嘹亮》概括：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说得很对，就五四本身而言，其核心确实是爱国主义，以巴黎和会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为导火索。从这个角度上讲，五四和当年学生游行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和近期的抵制家乐福等事件是一脉相承的，手法相似，都是中国人民感情受伤害后的反应。这么来说，五四精神没有死，其核心精神活在青年人的心中，并且以后还会爆发出来。全国有那么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五四精神怎么会死呢？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说五四精神已死呢？

上面那篇文章还有一段：五四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也对。五四运动一向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新文化运动核心就是德（民主）与赛（科学）两先生。从那时起，民主科学就成为中国人的不懈追求，无论左还是右，都以实现民主科学标榜自己，只是对两者的理解不同而已，这也成了永远打不完的口水仗。这边论证说民主科学自由是普世价值，那边又言之凿凿地反驳说不存在普世价值或普世价值并不普世。

于是，说五四精神已死其实就是说民主科学精神已死，五四成为了民主科学的代名词，爱屋及乌，进而类似的活动也成为了民主科学的代名词。所以，纪念五四，最重要的是纪念民主科学。

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习惯，一种允许多元化存在的习惯。不管自身观点倾向如何，首先不要侮辱别人，不要乱戴帽子。否则这种民主只能导致暴民政治，就像当年真正的五四一样，只是爱国的帽子盖住了民主而已。甚至可以说，当年的五四是有那么点不民主的，但相对于北洋政府的专制，这种不民主又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仍然要纪念五四。

但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还在用五四方式继承上面说所的“五四没死”的精神，因为五四没死的那部分精神并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网络现实的例子很多了，就像两天就一年的汶川地震中涌现出来的范跑跑一样。人们支持他，把他的选择看作是一种自由，一种对假大空道德的戏谑。这是其一，但过犹不及，毕竟他首先是位老师。试想每位老师都对学生这样，我想也没人敢把孩子交到学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契约。范跑跑的行为首先违反了家长和学校的契约，既然是老师，就要敬业。所以临阵逃脱不是自由，恰恰是对自由的背叛。

同样的道理，稍微看别人观点不顺眼，就在网上侮辱别人，或者强迫别人认同自己观点，不论这观点是什么，即使是反对专制呼吁自由，都不是对民主自由的遵从，充其量是披着民主的狼。

反思一下，五四精神是不是真的领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