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这是一个敏感词，恕我不敬，以下简称“赵”，有点神秘感…）的这本书终于赶在1989年后的第二十个June 4th前发表，成为一大热点。没看过这本书的可以在Google搜“改革历程”，但愿这个还没有被墙。用twitter的朋友估计已经从twitter上下了电子书。这里说说我读之后的感受。

按照和菜头的说法，中国的中老年男子里，有99%的人都是天生的政治迷，他们中的99%又都是天生的业余爱好者，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市场肯定很大。作为一个思想不安分的大学生，看这种禁书总有种很强的快感。

首先令我诧异的是这本书是杜导正作的序“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以前只知杜导正是《炎黄春秋》的总编，这本杂志我挺喜欢的，经常在网上看。据传杜曾因为在杂志上发过纪念赵的文章而触怒了某位已退休的高人，辞去了总编一职。（当然这仅仅是传说，真假不得而知了。）有杜老的序，还有鲍彤的导言，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信的。


一 学潮问题

编者把读者最关心的八九年那件事放在第一部分，很会迎合市场。对这件事，赵认为造成悲剧的源头在于“四二六社论”，这个社论直接激化矛盾，游行人数第二天剧增。此后赵一直在为这个社论松口，但没有得到邓小平的坚决支持加上李鹏等人的阻挠，事态终于不可收拾，给了强硬派以镇压口实。中国人一向看重名，名不正言不顺，“动乱”这顶帽子确实是一把利刃，人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动乱"的行动却被别人认为是动乱的升级，这时最大的悲剧。这让我想起了描写光州事件的电影《华丽的假期》中动乱的最后一幕，姜民宇本来已经准备放弃抵抗，结果却因为被政府军斥为叛国者而毅然反抗，两者道理相同。不管怎么说，学潮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政府的不合作态度确实应当负责任。

赵的分析有其道理，但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没有那篇社论，那次学潮真的就能和平结束吗？或者进一步地，如果能和平结束，学生们的目标能否达到？我不知道，最可能的结果是虎头蛇尾尴尬结束，也许在政府做点姿态，学生们能够体面结束示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哪种方式结束示威，不管是否流血，学生们的要求注定难以实现。但这并不是说这场运动没有意义，也许她的最大价值在于，就像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或五四运动一样，唤醒民众的麻木。这场运动会想历次学生运动一样，载入史册。


二 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既然那场学潮注定不会达到目的，那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赵在富强胡同六号被软禁了十六年，对这个问题有他的思考。他在当总书记时，已经制定了政治改革的时间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也引起了知识界的失望。他卸任后的改革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如果说以前在位时还是在那个原来的圈子中徘徊，软禁则给了他跳出这个圈子思考问题的机会。一辈子的政治经验加上长期思考，软禁之前他的想法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变，但要转变执政方式之后则变为了“这种制度（指议会民主制）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一种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全流于形式，实际上是个人的统治。

书中多次提到了邓对议会民主制的看法，邓认为议会民主制的主要弊端在于效率低下，反复强调中国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现在的官方论调也是这样。那么人类的政治道路究竟是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议会民主或三权分立是不是“普世价值”？显然赵认为是的，但其他人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分歧主要在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上，是否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考虑。

中国究竟怎样走政治之改革路线，我觉得书中的建议都是十分可行的。是否保留党的执政地位要有人民到时决定，但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社会稳定确实很重要。我个人赞同郑永年的观点，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社会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只是政治改革可能会阻碍社会和经济改革，这是问题的焦点。我们现在可以逐步做很多事情，社会保障、新闻监督、教育改革等改革如果处理的得当，就已经是人民的幸事了。认真做好国计民生，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异己分子。至于政治改革，那时长期的事，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用这个借口阻碍社会和经济改革。凯恩斯说过，在长期中，我们已死。


三 高层权力斗争

这可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问题。我看到有人抱怨这本书没有透露出什么内容，我想说能有什么内容呢？赵自己也说得很明白，他是从地方上来的，消息闭塞，不像胡耀邦长期在共青团工作，人脉广泛。所以想找街谈巷议的刺激内容的可能看了这本书会失望。就像我刚才和一个同学聊天时谈到的，真相也许并不是永远那么刺激，平平淡淡才是真，达官贵人也是要吃喝拉撒睡的凡人。

我以前看过一个观点，说赵因为感到自己在党内地位不稳固，所以1989年站在学生一边其实是在利用学生壮大自己势力。看了书才知道这个观点很早就有了，当然赵在书中予以反驳，说自己在与邓在对学潮处理问题上产生分歧之前，邓都是非常支持他的，不存在什么基础不稳问题。这是一家之言，但要比别人凭空猜测要可靠一些。

我注意到赵在书中一般称呼别人为“××同志”，但有几个例外，由此可已大致判断对别人的亲疏。

1.元老：赵一直很尊敬邓小平，至死不渝，书中对他俩关系写得颇像理想的君臣关系，邓总能支持赵的经济改革措施，当别的元老有阻挠时，邓会利用其威望说服别的元老，书中甚至提及邓支持赵再当两届总书记。前面赵说自己基础很稳，主要根据就是这个。

对二号元老陈云，赵虽认为其经济思想过时守旧，但也能尝试说服陈云，对陈云改革开放前的积极贡献持肯定态度。

对三号元老李先念，赵比较讨厌他，好像从未称其“同志”，觉得他其实李先念也瞧不上赵，多次认为赵学西方东西太多而主张换马。赵对其他元老如彭真都是很尊重的。

对杨尚昆，赵也很尊敬，只是对他的态度反复有所不满。

赵对其他元老如彭真都是很尊重的。

2. 同僚:

与胡耀邦的关系可能和我们平常认识有所不同。胡和赵是邓的左膀右臂，胡耀邦长期主管党内组织、思想理论工作，对经济并不十分在行；赵当总理期间则主管经济，对经济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二者各有分工，八十年代前期形势很好。二人分歧主要在于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赵认为胡有冒进、好大喜功的倾向，有时提出一些不合实际的目标。

对李鹏的态度可以用厌恶来形容(书中没有称李鹏为同志)。在前面对待四二六社论和是否镇压学生问题上意见相左，处处阻挠赵，对赵阳奉阴违。

和李鹏政见相近的姚依林，赵自然也很不满，觉得姚依林表面上“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


四 赵的贡献

现在教科书上凡是有关赵在改革中的创举都含糊其辞。读了书才知道，其实很多理论都是赵提出的。比如十三大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三步走战略等等。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赵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的失误主要在于八十年代后期的价格改革上，由于政策失误，引起了严重通货膨胀，引发了市场抢购风和银行挤兑风，这也是学潮的一个诱因，也是十三大后形势逐渐转坏的转折点。出现抢购挤兑风后，1989年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治理整顿上，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倒赵风”也由此兴起。

代鹏老师是我上大学后遇到的少数几位能让人盼望着上课的老师之一，所以我已经把他这学期讲的“国际金融理论与体系”很多内容整理为博客发在本博客上。今天要说的这本《经济增长的革命》这本书是他上课时无意提到的，说他五六年前在这本书中就预见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当然，预测是没有成本的。但不管怎么说，代老师都是一个传奇。

言归正传。1994年，人们将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的长时间的低失业率、低利率、低通胀率、高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现象定义为“新经济”。这一现象打破了旧有的经济周期理论，违反了菲利普斯曲线（指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反之亦然的规律），从而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作者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九十年代美国新经济的成因，认为美国新经济的奇迹主要得益于里根上台后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九十年代时伴随着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而发展起来的互联网经济只是美国新经济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已，是技术突破后的自然结果，而非新经济的原因。也就是说，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形式本身并不能导致新经济，新经济是里根主义的产物。所以，那种认为只要发展好信息产业就能跨入新经济的想法是错误的。

进一步地，新经济只可能出现在美国，其他国家都不具备新经济发生的内外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新经济只能发生在位于世界经济政治金字塔顶的国度。要明白新经济的条件，得先从八十年代的里根主义乃至此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说起。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经济的增长和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一落千丈。接着，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产油国为了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把油价涨了近两倍，西方国家生产成本急剧上升，通货膨胀泛滥，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面临危机却束手无策，政策在控制通胀和提高就业率保增长之间徘徊，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起作用的前提是大规模失业问题和严重通货膨胀不能同时存在，也就是一般情况下菲利普斯曲线的意思。当时情况下，以沃尔克为首的美联储把重点放在了控制通胀上，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遏制了通胀却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困境。

到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时，他面临的是经济停滞、大规模失业和高达12.4%的物价上涨以及近20%的联邦储备利率。凯恩斯主义调节需求的政策为什么无法解决滞胀问题？作者认为原因在于美国当时的情况和大萧条时的情况已经不同。大萧条的问题在于需求不足而滞胀的症结则在于供给不足。你没有看错，美国也会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事实是，长期以来在凯恩斯学派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实行高税率高福利的政策，很高的税率（当时的最高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超过70%），这实际上有点类似于杀富济贫。在如此沉重的税赋和全面的社会保障下，理性的选择是不投资或少投资而多消费，因为投资所得很大一部分都要被政府拿走，而拼命消费即使破产也有社会保障等保护自己。另一个例子是，从1970-1979年美国政府指定的工商管理规章条例篇幅增加了两倍，当时精华空气和水的环保方面条例就从1970年的2万多项增加到1980年的7万多项，而这些法令实际上的作用很有限，居民生活中填繁杂的报税单成为一大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美元资产或者被消费，或者转移到国外税率低的地方，总之就是不在美国投资，另一方面偷税漏税严重。所以，美国经济当时的问题在于亟需投资生产，亟需资本，也就是进行供给端调控。

里根按照供给学派的意见，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同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增强企业活力，为投资创造条件。比如美国1988年纳税额减少的有7630万人，平均每人减少纳税801美元！另一方面，始于1982年并在拉丁美洲蔓延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也就是“拉美陷阱”）导致发展中国家信用急剧下滑，全球剩余资本向投资环境稳定的美国转移，为美国提供了巨额的低成本资本，这是上帝对美国的特别眷顾，如果没有当时的债务危机，美国即使进行大规模减税也无法后来大规模投资所需资本。

再从全球环境来看，苏联70年代如日中天咄咄逼人的态势为美国扩充军备、扩大政府开支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以“星球大战”为代表的庞大国防计划使众多美国高科技企业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植，这些技术恰恰为90年代美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一枝独秀做了充分准备。

事实证明供给学派是正确的。整个八十年代美国的实际GNP翻了一倍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大规模减税和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带来的是国债规模的扩大和巨额财政赤字，削减社会福利在提高效率同时却扩大了贫富差距。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好转，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到克林顿时期财政甚至出现了盈余，这是里根总统的礼物。人民生活水平肯定也整体提高，但美国贫富差距从那以后却在扩大，至今也没有缓和态势，这是一大遗憾。

写到这，相信大家对前面所说的美国新经济有了更深的认识，新经济只是里根主义在90年代继续的自然后果（后来的布什和克林顿继承了里根的政策），无他。至于新经济出现的条件，看看前面里根政策的环境就知道了，大致总结起来有不断创造的投资机会、外来投资的不断增长，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本国货币的持续坚挺，政府的强力支持，本国出口有较强定价权的复杂产品，坚定的市场信心，技术带来的比较优势，世界范围的资源交换等等。所以，新经济只会在美国出现。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点不喜欢郎咸平，因为感觉他太高调，有炒作之嫌，但平心而论，他在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成就还是蛮令人钦佩的。这本《郎咸平说：热点的背后》保持了郎的特点，言语犀利，通俗易懂，我个人赞同其中大部分观点。现在把其中一些新颖观点写出来，经常看他博客的会发现其实很多都看过。


一 中国经济的新“二元论”与宏观调控

郎咸平在《中国的下一代很悲惨》中就提到过这个观点，即中国经济过冷与过热部门同时存在，单一的紧缩或积极财政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体就零七和零八年的情况来说，与建筑房地产等相关的行业过热，而大部分民营经济的环境恶化呈现过冷状态。根据房地产等部门的过热数据就紧缩银根，导致本来就不好过的民营企业把资本转移到房市股市，结果冷的越冷，热的越热。也就是是说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理论是行不通的。

我感觉这个“二元论”是作者看待中国宏观经济的立足点。


二 房市与股市的泡沫

这本书出版于去年9月，金融危机刚开始集中爆发时。作者首先声明，房地产过热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恰恰是投资经商环境恶化的后果，原理同上。这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不一样，虽然二者都表现为本币升值、经济持续增长，但日元当时利率是下调的，而人民币利率则是上调的。股市的情况同房市，是投资环境恶化加上股民“兽性冲动”的结果。

既然二者都有泡沫，那房市的“拐点论”究竟成立不成立？这篇访谈应该发表于王石“拐点论”不久。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预言总是一件有趣的事。书中没有明确表示有无拐点,但根据他"二元论"的理论,其实不难推出他是不认为有拐点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后来的情况是成交量下降，房价增长有所减缓，略有下降。我个人觉得即使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很糟糕，但房价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很小，顶多是盘桓。

作者的专长是公司治理，所以谈到股市时经常呼吁保护中小股民利益，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股市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这个我很赞同。任淮秀等反应的就是中国股市的症结.


三 大学生就业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他又抛出了"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的论断",认为制造业是一个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制造、批发经营和零售等七个环节，而中国目前大量涉及的只是制造环节，而这个环节又是最不需要大学生的，最需要的其实是技术工人。只有当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时，才会有大量对大学生的需求，就业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这个问题可以从内地大学生不同专业就业情况看出端倪，其中工学就业率最高。香港的情况则是，理工科最难找工作，而商学院最容易就业。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关于中美学生对比的问题。
我们常认为美国学生笨，因为中国学生考试领先于美国学生。其实这是个片面情况。事实是，中国大部分出国的大学生出国后学的是理工科，而理工科在美国往往不是一流学生的选择，美国一流学生最热衷于学商、法、医等专业，特别是商科，一流商学院里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我们的聪明是不是有点类似于“田忌赛马”呢？

如德特马・多林在本书《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他在更大程度上关心的是，揭露那些来自以为有益无害的观念的、隐蔽着的危险。这些观点远为容易赢得大多数，但因此也远为危险。”下面我首先节录了书中的一些精彩句子，这种节录网上有已经有一些，如这篇，还有这篇。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只是在工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后，只是在凡是能找到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并在过去150年中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




没有人比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请注意这个差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道的话，悲剧岂不更悲惨。

作为小学期课程的人类学今天是一节讨论课，从伯克利回来的老师让大家坐一圈，随便问问题或发言。课堂气氛不是很活跃，但还是有一些有趣的问题被提出来。

首先被提出的是关于读书是应当是博还是精的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个人以为最好是博中有精。由这个问题引出了怎样读经典书籍的问题，大家共同反映很多经典其实读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读不出什么味道，老师的建议就是多读几遍，我也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的确，很多经典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越读越有味道，渐入佳境。我就想起了自己读《红楼梦》时的感受，开始硬着头皮看，它的故事情节没有《三国演义》好玩，但读了之后又耐着性子读了一边，这才开始感觉里面的诗词美，一个人能写出这么多优秀而又风格各异的诗词，确实伟大。三遍以后就渐渐抛不开了，于是前前后后读了有六七遍才罢手，当然这之后反而觉得《三国演义》之类有点幼稚了。所以我想经典的魅力大致在于此吧。然后有同学说老师规定她们每月至少读八本书，我想这是老师对于大学生不能静下心来读书的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民族的悲哀。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归宿问题，现在的趋势是两者越来越分离了。老师深有同感，说美国伯克利、斯坦福、MIT的计算机天才们不用懂别的知识，只要知道怎样提高计算机性能就能混得很好，社会也欢迎这样的人。由此就引出人的异化问题，这也是人类发展的悲哀，大家都很缅怀牛顿、笛卡尔那样的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都是大家的大师。我对这个问题持乐观态度，学科分化和人的异化可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以及各阶段，相信真理都是简单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一节讨论课下来，突然发现自己很长时间都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了，也许是学了商科的缘故，人变得实际多了，虽然我也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但不再思考这类形而上的问题了。这抑或是我的悲哀吧。

blogger经被封有两个月多，人的耐心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暂时先把blogger上比较得意的内容搬到这个博客上，以后的新文章将一式两份发表，当然blogger时间上优先。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这个7月份我除了上几节小学期的课外，既无考试压力，也无杂事扰身，这样基本上每天都呆在图书馆，大把的时间用来读书。所以后期会写一些读后感。加上这学期惨不忍睹的学分绩，躲进图书馆也许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

用了几个月blogger，今天发现blog.com其实也不错，就是自由度不及blogger。

以下内容根据《经理人》社长、总编于绍文讲座内容整理。

近20年来中国传媒业发生了日新月异、脱胎换骨的变化。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媒体定位从党和政府的喉舌变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商品，官本位逐渐向民本位转变。

二是办媒体的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并形成了一个传媒产业。从数量上看，中国电视台数量超过了北美和欧洲的总和，而且所有的媒体形态中国都已经具备了。

三是宣传部、出版局等单位对媒体的监管在逐渐放开，但是业内仍觉得管得太死。这个逐步放开的过程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从中国加入WTO开始，经过2003年的SARS打破了政府对媒体的垄断，再到奥运会和汶川地震，管制在逐渐放松，我们一直在小步快走。

四是我们在媒体分类上迈出了步子。以前中国媒体都是宣传工具，其舆论导向作用。现在则除了这种公益性媒体之外，大量涌现出了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媒体，其出发点是服务大众。
五是业外资本开始进入媒体行业，媒体上市逐渐增多，比如北京青年传媒在香港上市，北方联合传媒在上海上市。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这些变化外，至少有四点在中国是没变的。首先一些媒体的喉舌作用没变。其次中国媒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定位没变。最后管理上我们仍然很严格，可以用“一手硬一手软“来形容，也就是如果出了事决不手软，但平时则比较放松。

纵观这20年来的传媒发展，我觉得是积极方面大于消极方面，成绩大于问题，值得肯定。


二 中国传媒业的世纪机会和预言

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大量出现，预示着大传媒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
中国城市化进程远未完成，未来大量农民进城后必将产生巨大的精神需求，中产阶级也将壮大，媒体消费时间也必将大幅增长。
中国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媒体受众也将而且应该跨越国界，为提升软实力做出贡献。

基于以上背景，于绍文对中国未来20年传媒发展作了起点预测。当然，这些预测有的是已经发生，有的正在发生，所以不完全是在未来才会出现的事情。

1中国将诞生世界一流媒体，这个或许在十年内就可以实现。世界一流媒体有三个标准，一是品牌影响力大，能够引导世界舆论导向；二是经营能力强，或者说盈利能力强；但是规模基础大。这种以流媒体应该是集通讯社、报刊杂志、互联网、电视于一体的巨无霸，既有可能有国家背景。从目前情况看，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有这样机会和实力。

2产生新媒体集团的世界大鳄，这些大鳄应当是跨国经营的，当然是从国内逐渐做大的。比如腾讯，今年一季度其盈利10.53亿元，这和中央电视台的水平其实已经差不了多少了。

3媒体组合成大媒体，就像第1点中说的一样。

4经历二次转制。目前大部分媒体虽然完成了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的转变，但说实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政府因素依然太强，所以有必要经过二次转制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5媒体将能够跨地域精英，跨地域并购扩张成为可能。举个简单例子，即使北京日版社盈利能力很强，但它仍然无法收购一个亏本的县级日报社，这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

6《传媒法》出台。这部法律将统一规范媒体行为，当然可以借鉴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的模式。

7媒体管理角色明晰化、系统化。目前媒体管理实际上是不恰当的，不满足市场经济要求的。比如可以在全国人大成立一个专业管理媒体的委员会，取代现在的归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对全国媒体进行统一规范，重点确保其导向正确；再由国资委管理有国有资本背景的媒体资本运作事宜，发改委确定传媒行业整合发展，工商管理总局规范媒体经营行为。

就当前来说，国家首先要做好媒体的分类工作，将分类进行到底，这样便于集中管理；其次要关注媒体企业，不要以产业代替企业，也不要以企业代替产业；再次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媒体行业；还要鼓励竞争，限制传媒垄断；最后要为媒体跨地域收购整合解套。

就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好公司治理，其实现在媒体企业最缺的人才不是编辑或记者，而是管理精英人才；其次要积极推动媒体并购重组，因为中国真的不需要也容纳不下几千家电视台，几千家报刊企业，未来传媒企业数量必然会大幅减少，这就要求产权明晰可流动，资本市场规范；再次要做好媒介技术整合，这点上面已经说过了；还有就是要打造传媒品牌，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品牌；最后要适当“走出去”，开阔海外市场，但通过办海外版并不是明智之举，效果不一定好，更有借鉴意义的可能是看看发达国家媒体是怎么“走进来”、“走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