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吴玉章学术讲座上听了郑永年的这场讲座，以下是我整理的笔记：




中国发展模式这两年受到广泛关注（“模式”一词在这可以等同为“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可能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而西方则更关注的则是中国崛起对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等。一般认为中国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从那时起，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没必要把国外的“中国威胁论”论调看得过于严重，当然也有一些人处于争取军费等动机宣扬“中国威胁论”，把将中国威胁的都定为反华势力确实有点过于紧张。这种反应其实是外国对中国这个利益相关者自身不确定性的关切。

一、政治模式

要理解中国模式，首先要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如果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在政治模式中，首要的是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阻碍了经济改革，而一谈到政治改革，人们又往往会首先联想到民主化。其实政治改革的范畴要远远大于民主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要比单纯民主化更加重要。民主化只集中而非唯一目标。如果相应的国家制度尚未建立，过早民主化会有很多负面后果，民主也会走形。中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比较成功，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渐进性的改革，为出现问题后的及时调整留下了空间和时间，避免了苏东国家改革中的大起大落，改革比较持续。

2.阶段性的改革。前20年的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主，主要涉及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进入21世纪后，以十六大和谐社会为标志，中国逐渐转向社会改革，涉及基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改革等问题。

3.经济发展需要产权保护。西方传统的产权保护以法律为主，而中国则由于相应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很多产权保护都是以行政手段进行的，（虽然可能效率比较高，但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还可能失之于公平）。

4.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经济活动意义要在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不发展就没有社会正义。

5.民主化要求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民主制度是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化并不能自动建立相应的国家制度。以欧洲主要国家为例，现有国家制度大部分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确立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确立后建立的基本国家制度不多。

谈到民主就不能不提到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反对普世价值一方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只不过工业化、城市化先在西方出现，但决不能说工业化就是西化。民主也是相同的道理，不能因为民主制度最早出现在西方，就说民主化是西化。中国必然会实现民主化，只不过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就像今天西方民主之于古希腊罗马民主一样。


二、经济模式：


混合所有制。这次经济危机就像对经济制度的一场考试，西方国家在危机中普遍倾向于国有化，可能混合所有制是比较好的经济制度。回顾西方20世纪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徘徊。大萧条之后，各国把凯恩斯主义奉为金科玉律，到石油危机后，过度国有化导致的效率低下活力不够等问题显现出来，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新自由主义盛行，自由市场又被奉行，直到这次的金融危机，经济国有化又称为时髦做法。相对于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中国在不断的国退民进中，经济显得比较平稳，混合所有制的优势显现出来。但新自由主义学说传到中国后有点错位，政府缺乏制约(在民主国家，政府为了顾及选票，无法推行教育、医疗市场化),一些领域如国有垄断部门自由竞争不够，相反一些社会公共部门如医疗、教育则市场化过度。目前中国经济所有制中的主要问题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虽然政府鼓励发展私营企业，但很多市场却对私营企业关闭，政府垄断资源，私营企业无法和国有企业展开公平竞争。


外部出口与内部需求。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被视为“东亚模式”，单就国内的出口企业，可以对比一下长三角和珠三角。珠三角地区发展较早，主要是外资和港台资本，政府在资本审核上也过于放松，只要是来投资就准许，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利润微薄，单纯为出口而生产，劳资关系也比较紧张，一旦土地或劳动力价格上升或者外部需求减少，所受冲击尤为巨大，这次受伤程度也远甚于长三角。事实上，随着土地资源相对不足和劳动力价格上升，珠三角已经面临发展后劲不足的局面，广东尤其需要学习科学发展观。长三角的资本则主要来自于国内，特别是当地资本，具有后发优势，所以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同时由于长三角注意珠三角经验，严格了对技术含量的控制，产业链也相对高一些。浙江以民族资本为主，先占领国内市场后出口，不像珠三角那样为了出口而出口。现在提倡产业链升级，很多人对此有误解。不是说把简单加工衣服变成加工电子就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一定要结合实际循序渐进。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国家，政治上要求统一，但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有所不同，允许自己探索。


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应该经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阶段，目前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重点是社会改革。中国亟需全面推进社会改革。首先，社会改革要消化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防止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其次，社会改革借助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启动内需，为中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社会改革也是为民主改革作最后的准备。换言之，如果社会改革进行的太慢，中国有可能会出现政治激进化倾向，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渐进的变化才是真变化，激进的革命是假变化，结果不过是从头再来一遍，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印证了这一点。


客观地讲，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三项改革难度迅速增加。经济改革充其量只是释放出了人们内心的物质欲望；而社会改革要建立种种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进一步改革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首要的是要各方出钱建立基金，这还只是经济利益的退让，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钱和事要对应起来，中央财政收入多，理应担负更多社会改革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分权于社会倒是个很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防止地方成为土皇帝，另一方面社会职责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央权力的巩固。

如果进行到政治改革，则是放权的问题，权力是很多既得利益者极不情愿放弃的，其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条河很宽，我们可能才刚刚出发，在很长时间内还要摸这石头过河，过河的过程也是不断犯错和改错的过程。


一语成谶的观点：这篇演讲最大的亮点在于对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三阶段的认识。仔细想想，今天中国更需要的是现代国家社会制度而简单非民主制度。但后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悖论，人们今天呼吁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因在于某些人已经阻碍了社会改革，毕竟社会改革是要出钱的，是要有所牺牲的。那么，在没有民主制的保障和约束，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能顺利建立起来吗？